人民網 田雪/文

    束曉梅，第11屆、12屆全國人大代表，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兒科主任，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神經學組委員、中國抗癲癇協會常務理事。

    30年來她一直從事一線臨床、教學及科研工作，曾主持多項科研項目，2007年被衛生部授予“全國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2014年，獲評第九屆中國醫師獎。

    2014年人大會議期間，束曉梅向習近平總書記匯報了全國范圍內暴力傷醫事件頻繁發生的問題，得到總書記當場回應。

    2014年全國兩會，在習近平總書記參加貴州團討論期間，束曉梅直言，現在一些地方“醫鬧”嚴重，有的還傷害醫護人員。醫護人員如果沒有了職業安全感，最終受到傷害的將是廣大患者。總書記回應說，必須維護醫院的正常秩序，保護醫護人員安全，任何傷害醫護人員的違法行為都要依法嚴肅處理。

    “總書記當場表態，全場響起熱烈掌聲。”束曉梅說，她當全國人大代表7年，2008年她就在大會上呼吁重視職業“醫鬧”現象，保護醫護人員權益。隨著各地襲擊醫護人員事件的不斷增多，已引起國家相關部門高度重視。

    如今，時隔一年，再次談及醫患關系，束曉梅坦言：“雖然近一年我周圍並無惡性醫鬧事件，但醫患關系仍然很緊張。這一現象的原因比較復雜，估計在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不過，她也感受到有關部門對違法傷害醫護人員的行為、對影響醫療場所的醫鬧事件的管制打擊力度有明顯提高。

    除了“醫患關系”問題，2014年兩會，束曉梅還提出“建立國家短缺藥品管理制度，避免廉價藥物短缺”的建議。“有關部門已經給予答復及反饋，他們表示非常關心此類問題，並且做了較多的工作和努力，會協調發改委、食藥監局、衛計委等部門努力解決。”束曉梅說，她對這一答復表示基本滿意。

    過去的一年，束曉梅參加了貴州省人大組織的視察活動及調研活動，還有全國人大組織的代表學習活動。“作為醫療界的人大代表，還應該立足自己最熟悉的領域，積極建言獻策。”

    “按照現行的定價收費機制，兒科醫生根本無法養活自己。兒科醫生最辛苦、風險最高、勞動量最大但收入最低。一般兒科醫生能夠找到更好的地方都調走了，像我們這裡別的科室招收高校畢業生，報考門檻都是碩士以上，兒科設定在本科都招不到人。”

    束曉梅用一組數據舉例說明：北京兒童醫院日最高門診量超過1萬人次，平均一個醫生一天看100多個病人。在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兒科的門急診量約600-700人次/天。“病人等兩三個小時，醫生看三五分鐘”、“醫生很累但病人家屬很生氣”的現象非常普遍，兒科成了醫患糾紛較多的科室。

    “因此，衛生行政部門需要在人力資源、收費機制方面進行調整，能夠體現出醫務人員勞動價值，這樣才能保証兒科隊伍穩定。”去年兩會中，她頻繁提及有關“兒科醫生短缺”的問題，呼吁“拯救兒科”，建議政府在資金上予以扶持，設立專項補貼。這也是她第三次在兩會中提出這項建議。

    她指出，對於兒童醫療問題，國家也很重視，幾部委聯合擬定計劃，在2016年前投資兒童醫院建設，比如每個省市地區建立專門兒童醫院。束曉梅稱，她們也從中受益，目前她所在的貴州省兒童醫院已經建立。

    除了關注兒科工作外，束曉梅稱今年她還將提出“完善慢性病門診醫保統籌，將癲癇病納入醫保門診報銷目錄”。

    她認為，大多數癲癇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療，隻需在門診堅持診治。如果能完善農村地區癲癇病門診醫療保障問題，將癲癇病列入新農合門診報銷范圍，使大部分患者的癲癇發作在基層（縣及縣以下）門診獲得控制，即可減少因疾病遷延而造成“難治性癲癇”的發生，從而減少到城市醫院門診就醫的費用和住院治療（含手術治療）的費用。

    7次參加全國人大會議，30年兒科工作經歷。對於束曉梅來講，她肩負著雙重的身份與責任。“我原來是個專注專業的人，人大代表的身份給我更多的感受是責任、義務和壓力。當代表后必須關心社會問題，人大代表有流暢的話語權，可以為百姓提出切實可解決問題的建議。”束曉梅同樣感受到，如果立足本職工作，了解行業存在的症結，提出好的建議和可實行的方案，有關部門也會非常重視，盡力去解決，但是這過程中確實存在著需多部門協調、時間周期長的問題。

    對於如何能夠擔起人大代表這一身份職責，束曉梅坦言：“本專業崗位工作繁忙，閉會期間很難有足夠的時間用於更好的代表履職。”

    她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由於各地區的發展並不平衡，西部屬於欠發達地區，她建議閉會期間不同地區代表交叉視察及調研，可相互了解，相互補充。而在會議期間，束曉梅提議可以安排相同領域代表，如教育界、醫療界等，有時間和地點相互交流，共同討論本領域存在的問題及建議。這樣能夠增進代表之間的交流，以更好地發揮代表的作用。【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