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因文革而道歉的人致敬

　　卓澤淵

　　近日,有新聞報道山東劉伯勤老先生就其在文革運動中的“惡行”,以廣告形式,向當年的受害者致歉。看過之后,我難以平靜。深感有必要將我的感受發表出來,與大家分享。

　　劉伯勤先生當年的作為,實在是由當年政治環境與政治潮流所決定的,多少卑劣者乘機作惡,也有不少像劉先生這種無知少年為之瘋狂。其責任首先應該由文革發動者與政策發布者承擔。在當時的全體人民之中,像劉伯勤那樣去為惡的,雖然不乏其人,但終究還是少數。正如劉自己所認識到的,他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文革過去了多年,歷史的傷痕也漸漸撫平,但是劉內心的苦痛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消除,甚至愈久彌新地成為了心靈重負。眼見著當年的受害者逐漸老去以致告別人世,作為傷害者,其道歉的迫切性也就更加凸顯。劉伯勤內心的壓力,每一個善良的人都可以也應該能夠理解。

　　良知是我們心靈家園中最珍貴的瑰寶。在當今社會,良知被毀壞的程度已經令所有有良知的人瞠目結舌並為之憂心忡忡。如果我們都沒有了良知,這個世界就必然會墮落,就不再是人的世界。如果我們都不去反思、反省那些罪惡與傷害,就不能牢牢記住歷史的傷痛,也無法徹底避免當年的災難再次發生。文革的發生和災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不幸,是時代的悲哀。多少人的傷痛與苦難,甚至多少人的血淚與生命構成了那個時代的悲傷,國家與民族的發展也因此而倒退。沒有反思、沒有記憶,我們所有的犧牲都將是白白付出,苦難會不會重來依然還是疑問。

　　文革結束之后,基於黨和國家都急於前行的原因,我們強忍著傷痛,甚至強迫自己忘卻。我們對於文革的細節是打包封存了,從來沒有過全面而認真的清理,哪怕是對事不對人的清理也被我們急於發展而忽略,似乎我們已經將其忘卻。然而,這恰恰是我們不能忘卻,不應忘卻,也無法忘卻的。如果我們真的忘卻了,對於那些逝去的生命和巨大苦難,都是不尊重、不恭敬。一個國家,要清算自己歷史尤其是自己的不幸,也許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歷史長河中,可以說,我們有的是時間。但是對於自然的個體生命來說,則實在是短促。如果作惡者不能在受害者的有生之年進行公開的懺悔,表達出歉疚,表示出歉意,就隻能遺憾終生,始終受著無法贖罪的煎熬。即使加害者告別了人世,他們那本可以得到救贖的靈魂,也將始終得不到寬恕與解脫。這對於當年的受害者是不仁,對於覺悟的作惡者本人無異於慢性的自戕。

　　人類不僅有良知,而且還有起碼的理性。正是這種理性告訴了我們是非善惡。人類的共同理性與良知結合在一起,給了我們行為的底線與指引。既然都是人,就一定會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生命觀與價值觀,就會有共同的情感與苦樂,否則人類社會就沒有了共同的、普適性的認知與行動。我們呼喚良知,也呼喚理性。當意識到自己愧對他人的時候,就應捫心自問,我們所做的對嗎?我們為什麼要昧著良心那麼做?我們應該如何使自己從失誤與錯誤中解脫與解放?必須去尋找正確的方式與方法。盡管方式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我要毫不猶豫地說,用廣告的方式公開道歉,就是其中十分理性的一種。我們應該對有良知而又能以理性的方式表示懺悔、表達歉意的人,送上我們的敬意。

　　之所以要對致歉者表達敬意,並不是因為他們當年的作惡,而是他們今日勇敢的懺悔和歉疚。這種懺悔,表明人性並沒有泯滅。人性的光輝可以穿越歷史,可以照亮未來,可以使受害者得到安慰,使良知得以覺醒,公正得以修復,悲劇不再重演。人類不管是受害者或者是加害者,都將因此而得到升華。我們呼喚良知,呼喚真誠,呼喚美好,這種廣告致歉就是一份這樣的良知、真誠與美好。他們有尊嚴、有兒女、有親友,他們致歉之前一定會有種種疑慮,但是敢於正視歷史、坦承心跡,對受害者,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對天地大聲說出自己的愧疚,那需要極大的勇氣。因此,我並不欣賞甚至依然痛恨那些惡行,但是我願意為那些真誠致歉者的真誠懺悔而感動,並向他們表達深深的敬意。就文革中各色人等乃至組織的表現而言,劉先生不是好的,但也絕對不是最惡劣的,他能夠基於自己的良知和理性而公開懺悔,我們不能不為之感動。那些嚴重的作惡者,面對劉先生的懺悔恐怕更應當慚愧,更應該像劉先生那樣做點什麼。是時候了,否則遺憾、愧疚、罪惡感都會成為歷史的包袱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那些本可以獲得的解脫就無法獲得,我們中的許多人乃至我們這個民族就無法輕裝前行,中國夢就難以夢想成真。讓那些“負罪”的靈魂都能在懺悔中得以解脫,讓我們一起寬恕那些蒙昧中的罪惡,讓我們一起走向神聖,走向崇高。

(來源: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