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

　　　　學習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關鍵問題之一就是聯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發展，聯系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深入領會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這對於我們堅定改革信心，增強改革的責任感和緊迫感至關重要。

　　　　全面深化改革的廣泛性深刻性前所未有，鮮明體現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史發展的新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行的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場偉大斗爭肩負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確保用今后幾年時間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到21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這無疑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必須打贏的一場攻堅戰。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我國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階段既有別於過去30多年，也與過去10年有明顯不同。一方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邁上了一個大台階，中華民族比近代以來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比近代以來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另一方面，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也更為艱巨復雜，這些矛盾和問題躲不開繞不過，解決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確保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看我們在改革上能否邁出新的重大步伐，越過這道大坎。

　　　　面對這樣一個重要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有沒有邁出新的改革重大步伐的信心、智慧、勇氣，打開新的局面，廣大干部群眾充滿期待，國際社會普遍關注。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兩個全面”的戰略任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貫徹十八大精神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統部署，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自覺順應人民願望和時代要求、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的鮮明立場，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勇於改革創新、不斷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堅定信念和巨大勇氣。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裡程碑意義。

　　　　回顧歷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歷次三中全會都聚焦改革。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主題是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十三屆三中全會主題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價格改革、企業改革，十四屆三中全會主題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五屆三中全會主題是農村改革，十六屆三中全會主題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七屆三中全會主題是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由此可見，這6次三中全會基本上都是專注於某個領域或者某個方面的改革，而且都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而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協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的全面性、系統性、整體性改革，改革涉及的領域之多、范圍之廣前所未有。可以說，這是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就改革作出的最全面最系統的一次部署。正因為這樣，全面改革就成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重大歷史特點。

　　　　從現實情況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也遠比以往更為敏感和復雜，任務更加艱巨而繁重。35年來，我國改革開放由淺入深、由易到難、逐步深化，破解了許多影響和制約發展的重大難題，但還有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不僅如此，隨著國際國內形勢深刻變化，我國發展又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和挑戰。老問題新問題相互交織，國內國際因素相互影響，需要解決的問題分外艱巨，需要攻克的是體制機制上的一系列痼疾。中央提出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就是對改革所處時代背景和現實條件的一個形象而又准確的重大判斷。基於這一判斷，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都特別提醒全黨，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決心和勇氣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從推進改革的方式看，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是前所未有。現階段，隨著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融匯不斷深化，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會影響到其他領域，需要其他領域改革的配合。不同領域的改革可以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有快有慢，但必須統籌兼顧、協同推進，而不能各自為政、畸輕畸重。隻有各方面改革相互促進，發生化學反應，產生共振效果，才能放大改革的效應。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也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未有過的重大舉措。

　　　　總之，全面深化改革將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最廣泛、最深刻的一場變革。

　　　　全面深化改革必將帶來新的重大突破，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提升

　　　　黨的十八大提出在十六大、十七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努力實現新的要求，包括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等等。這與十六大提出的“六個更加”（即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和十七大提出的“五個方面的新要求”（即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對我國發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包括增強發展協調性，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加強文化建設，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了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應當說，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提升。而全面提升，就要求全面深化改革。隻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新條件下系統地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

　　　　所謂全面提升，概括起來說，可以叫做練好“四大內功”或叫“基本功”。

　　　　一是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而顯著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總體而言，我國經濟總量雖已達到世界第二，但創新創業活力不旺，大而不強的問題非常突出，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高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短板。究其原因，一是在於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不合理，二是在於經濟體制改革不到位。這就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強創新驅動發展的動力，同時加快體制改革。而體制改革的根本一條，則是進一步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而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推動生產要素向優勢產業、現代服務業、前瞻性戰略性產業聚集。

　　　　二是通過改革加快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積極推進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完善生產力發展的區域布局。城鄉、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是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提升的又一個重大問題，突出表現在優勢產業、優質生產要素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東部地區，廣大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發展基礎相對薄弱。而如果不在今后幾年內從根本上扭轉這種狀況，就不可能真正達到全面小康。因此，隻有通過改革加大實施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力度，推動更多優質生產要素和先進生產力向農村和中西部地區轉移，使國民經濟布局更加均衡、更加合理，才能按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兩個大局”（即鄧小平同志1988年提出的：“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步伐，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方針，東西並舉、共同富裕。

　　　　三是通過改革，推動社會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以利於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衡量一個社會的現代文明程度，不僅要看經濟發展，還要看發展成果是否惠及全體人民，人民各方面權益是否得到切實保障。在邁向全面小康的決戰決勝進程中，在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大發展和堅持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基礎上，正確處理社會分配和社會保障問題，從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一件大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實際上，這也是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前人早就提出但從未真正實現的一項反映最廣大人群心願的社會理念。

　　　　四是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所謂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實質包含兩個方面內容，一是社會的和諧穩定，二是社會的創新創造活力。而這兩方面問題，都直接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正是圍繞這兩方面問題，《決定》系統提出了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和健全公共安全體系的舉措，同時系統提出了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及健全促進就業創業機制等重大任務。由此可見，《決定》關於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改革的布局，是與整個國家制度體系和各方面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完善密切聯系的。正如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方談話中提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理解，這裡所說的“一整套”就包括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

　　　　總之，全面深化改革必將帶來新的重大突破，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提升。而所有這些新的重大突破，實質上都離不開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更加成熟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提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決定》精辟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學習《決定》，可以體會到《決定》通篇充滿著改革精神、改革思維、改革勇氣，圍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等方面改革提出了大量新論斷、新舉措，在許多方面都有重大突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應當說，《決定》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生動體現。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三個進一步解放”，極大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

　　　　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這篇重要著作中鄭重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我們今天理解全面改革的重大意義，根本一條就是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對於解放和發展中國人民的社會生產力的重大意義。《決定》站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高度，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鮮明提出“三個進一步解放”，即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

　　　　這“三個進一步解放”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有機統一的。解放思想是前提，是總開關和原動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結果，也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基礎。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質上就是圍繞以人為本，解放和發展人的創新活力、創業活力以及承受、抵御和應對巨大風險的能力和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重大創造，就是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有機結合起來，既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又通過發展市場經濟增強發展活力。這是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過程中的一個偉大創舉。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斷深化經濟體制和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生產力中最重要最活躍的因素即人的因素充分解放出來，把人的思想活力和創造活力充分激發出來，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增強黨和國家發展活力。當然，我們又清醒看到，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我國社會生產力總體發展水平還不高，發展很不平衡，先進生產方式和落后生產方式並存，要趕上發達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仍是最緊迫最根本的任務。我們同時清醒看到，當前制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觀念因素、也有體制機制因素，有發展基礎較差問題、也有社會活力不足問題。《決定》如此鮮明強調“三個進一步解放”，歸根到底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而來的。

　　　　我們講增強“三個自信”，自信從何而來？就要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在發展社會生產力上更有效率，在實現人民權益上更有保障，在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和社會活力上更有辦法，從而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強調“三個進一步解放”，也使得改革的價值取向和目標任務更加全面、更加明確，有利於進一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增強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緊緊抓住今后幾年全面深化改革戰略機遇，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新篇章

　　　　從現在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爾后再經過30年奮斗，基本實現現代化，這無疑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動。新的大變動必然帶來新覺醒，而新覺醒又必然造就新的大變動。這就要求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包括我們的軍隊，對我們的光榮傳統和今天的理論、道路、制度有新的自信，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上有新的自覺，在看世界上有新的眼界，從而能夠抓住新條件下的新的戰略機遇。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聯系這種形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的重大意義更加突出。

　　　　一是時間節點特殊。根據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戰略”，從改革開放開始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大體是70年時間。這70年的前35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干成了一番大事業，順利實現了第一、第二步戰略目標。能否如期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那就要看后35年我們怎麼干。而這后35年當中，又首先要看今后這幾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決勝階段我們怎麼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好擔負起啟動今后幾年決戰決勝偉大斗爭的光榮使命。

　　　　二是思想條件具備。正因為在這樣一個關鍵點上，全黨上下和社會各方面對全面深化改革的呼聲和期待非常強烈，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總體一致，這為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從整個社會來看，人心思安、人心思進、人心思富是主流。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但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中國繼續向前蓬勃發展的大勢。

　　　　三是改革基礎扎實。改革開放35年為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堅實基礎，也積累了豐富經驗。我們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對改革開放的方向、路徑、目的之把握以及實際駕馭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能力達到了新水平，創新活力、創業活力和抵御風險挑戰能力顯著提高。

　　　　四是國際環境總體有利。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而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全球合作和利益匯合點向多層次全方位拓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力增強等因素，又為我國改革發展帶來新機遇。當然，形勢復雜，正面和負面因素相交織，這樣的“兩重性”將長期存在，對此我們也一定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備。

　　　　五是歸根到底，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全面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確保改革取得成功。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勇於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勇於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這為我們偉大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証。

　　　　總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體部署，可說是正當其時、機遇難得。我們有信心在黨的十八大總體綱領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具體綱領指引下，打贏全面深化改革這場攻堅戰，進一步打開改革開放新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