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彭真和彭沖

編者按：此文已經在《秘書工作》雜志刊發，作者程湘清特將此文投至本網，以饗讀者。

《秘書工作》雜志編者按：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前，本刊記者拜訪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工作15年的程湘清同志，聽他講述了接觸較多的兩位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的事跡，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一

彭真同志是我1985年剛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工作時就近距離接觸的一位老領導。

其實20多年前，彭真同志就是我的領導。1961年我北大畢業到北京市委工作時，他當時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也是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文革”開始后，我被下放到大興縣農村勞動，一直到1970年，我回到山東省成武縣老家。粉碎“四人幫”以后，我一直留在山東工作。1985年，那時我是山東省社科院副院長。有一天，省委組織部長張全景同志找我談話，他說梁步庭同志（時任山東省委書記）主持召開常委會宣讀了一份電話記錄，電話是彭真同志處打來的，要調我到全國人大工作，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副主任。於是，我又回到闊別15年的北京。

彭真同志第一次見我，是1987年年底在他去南方視察調研的專列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有林同志和我隨行調研。一上車，彭真同志就把我叫到他的車廂，那時他是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說：“程湘清同志，歡迎你來到我們這個大家庭！”然后就問我的簡單情況，我就說原來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文革”中市委被“砸爛”，我回山東老家了。他問：“你回到老家都做了些什麼，有沒有讀點書啊？”我說確實讀了點書，當時我在縣委宣傳部工作，那裡有一套嶄新的《列寧全集》沒有人看，我就搬到我的住處逐卷瀏覽了一遍，但印象深的隻有《青年團的任務》等少數篇章。雖然我一再說只是粗讀，但他聽了之后仍然很高興。

隨后近兩個月時間裡，有幾件事讓我對彭真同志印象頗深：

第一件事，彭真同志重視學習馬列。他隨身帶著一套馬克思的《資本論》，有林同志是經濟學家，熟讀《資本論》，有時他就讓有林為他講讀《資本論》第三卷，一起研討問題。

第二件事，彭真同志重視理論研究工作。他說：“研究工作是人大常委會的工作之一。我們既要研究理論，又要研究實際情況。我們制定的法律，如果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和對實際情況的了解，閉門造車，便絕對行不通。因此，一方面要成立法律室，以便於系統地研究法律﹔同時又要成立研究室，研究法律理論和實際情況以及立法經驗等。”

第三件事，彭真同志重視語言文字工作。記得有一天他叫我過去，問我：“知道‘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這句話嗎？”我說不清楚，可能是古代文論中的一句話。他說：“這是晉朝陸機的話。”他一邊說一邊在一片紙上寫下這句話：“毛主席改成了‘言不稱意，意不稱實’，因為他最擔心人說的和想的不一致。”彭真同志還說：“人大機關一定要有語言專家，因為法律用語要求十分嚴謹。”

1993年，我曾跟隨曹志同志（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訪問日本議會，日本議會機構裡就專門設有一個“語言室”。當時曹志同志跟我講，彭真同志很重視語言人才，在1982年修改憲法草案時候，專門請了王力、呂叔湘、朱德熙三位語言專家把關。后來我在檔案室看到王力先生對憲法草案提的十三條修改意見，每一條都寫出建議修改什麼、修改理由是什麼。例如，草案序言裡面有一句話是“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社會的主人”，王力先生在意見中寫道：“建議改為：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理由：社會不可能有主人。”朱德熙先生提出，“和”“或”的用法要特別注意，它們的意思是很不相同的，用錯了很容易引起法律歧義。

在廣東調研期間，有林同志協助彭真同志搞了一個文集初稿，讓我編寫出文集《目錄》。在文集選編過程中，彭真同志有時把他某篇文章的背景和內容講解一下，由我記錄整理，然后送有林同志審改，最后再請彭真同志審定。其中有一篇談審判和檢察關系的文稿，我至今還保留兩頁有彭真和有林同志修改字跡的手抄件。當時彭真同志說：“審判和檢察合一在今天說不是進步的，是落后的，是封建時代的東西，封建時代審判和檢察是合一的。”“我們看鍘美案這出戲，老包既是審判官，又是檢察官，不僅審檢合一，而且在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中，老包自己還親自按鍘刀，就連劊子手也合一了。豈不可笑？人和猴子是同一祖先，猴子卻是手足不分的，人是手足分開的，審檢合一不分工像猴子的手足不分，怎麼說是進步呢？”我還聆聽過彭真同志講要特別重視和加強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建設等問題，講得既深刻、新穎，又形象、風趣，我聽后深受教益。

二

另一位老領導彭沖同志，曾擔任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在此期間，常委會工作報告是由彭沖同志作的。有一年，我們研究室起草了一萬多字的常委會工作報告初稿，他看后要求刪去一半，說不要超過五千字。劉政同志（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主任）和我費了很大的勁才壓縮到五千字以內。還有一年，報告反復起草修改十多次，最后彭沖同志在場讓我們一段一段地念，一個字一個字、一個標點一個標點地改，非常認真。改到沒有可改的了，他還要我們再念一遍。

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很多代表強烈要求全國人大制定監督法。彭沖同志說，法律一下制定不出來，可先把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實踐中創造的行之有效的監督經驗寫進常委會工作報告，報告經大會表決通過也有法律效力。1989年3月28日，彭沖同志代表常委會作的常委會工作報告,就把人大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監督計劃和預算的執行以及如何對司法機關進行監督,從程序上、制度上作出了幾條具體規定，在監督工作制度化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

1990年3月12日，中央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擬定法律監督和工作監督的相關法律。彭沖同志按照常委會主要領導意見，具體組織和領導監督法的起草工作，還親自主持召開東北、華東十省市人大常委會有關負責人座談會,對草稿逐章逐條進行討論和修改，我也是起草組成員。這部草稿雖然最終沒有出台,但為以后的監督立法提供了有益經驗。

（此文原刊載《秘書工作》2014年第4期，李恆建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