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婚姻法修改背后的故事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原副主任，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張春生

　　1979年，國家進入民主法治建設新時期。這年秋天，我被調入立法機關，此前沒有專門學過法律，隻作過一些政策研究，民主與法制的概念在我腦海裡如雲中月，輪廓一片模糊。起初，分派給我的只是簡單的抄寫工作，起草和修改法律條文插不上手。

　　那時，剛剛復出工作的彭真，被全國人大任命為法制委員會主任。他是當時黨內為數不多的通曉法律的領導人。彭真在一次會議上說:“立法就是要廣泛聽取意見，既要聽取相同意見，也要聽取不同意見。民主就是要‘麻煩’一些。”當時的我聽了既新奇又疑惑。民主固然是好事，為什麼會“麻煩”?

　　關於離婚規定社會爭議較大

　　我第一次遇到民主的“麻煩”，是參加1980年婚姻法修改。1980年，全國婦聯等10家單位聯合起草了婚姻法修改草案，包括提高法定結婚年齡等問題，而最難處理的則是有關離婚的規定。

　　1950年婚姻法中有關的離婚表述有兩點。第一，“男女雙方自願離婚的，准予離婚。”對這一項，人們皆無異議。第二，“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准予離婚。”這條規定引起了一場爭論。

　　一種觀點認為，該規定完全正確，是對人們感情生活的理性尊重。情感是維系婚姻的倫理契約，強制感情已破裂的兩人同住屋檐下，隻會壓制並扭曲人性，隨時可能爆發一場后果難料的沖突。持這種觀點的，城裡人、知識界和領導干部居多。一些學者引用恩格斯的經典言論:“沒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這種主張，當時被稱為“感情說”。

　　另一種觀點認為，該規定大有問題。一方堅決要求離婚，調解無效就能離，這實際為婚外戀、第三者插足等不道德行為開了方便之門。他們主張:一方要求離婚，理由正當的，准予離婚;理由不正當的，不准離婚。所謂理由不正當，主要是喜新厭舊、另尋新歡、第三者插足之類。這種主張，當時被稱為“理由說”。兩方各持己見。這一條應該如何修改，其實質是法律支持和提倡何種婚姻的問題。

　　婚姻自由也包含離婚自由。不能用法的強制力維持感情破裂的婚姻，這是離婚自由的底線。為此，法制委員會在彭真的指導下提出了修改方案:“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

　　“民主就是要‘麻煩’一些”

　　依照立法程序，婚姻法的修改需要過兩個“關口”:先是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其成員大多為法制委員會成員)審議，提出修改和表決方案;再是提請全國人大全體代表審議、表決。

　　1980年8月30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議程之一便是修改婚姻法。9月4日上午，法案委員會對婚姻法修改草案進行審議。彭真主持，領著法案委員會幾十位委員，逐條討論修改草案。那時，我負責會議的記錄工作。

　　多數條文分歧不大，但討論到離婚條款時遇到了“麻煩”。爭論聚焦於法制委員會所加的限制“如感情確已破裂”，准予離婚。不少委員支持這一修改，認為“兩面意見都考慮到了”，“比較合理、可行”。反對意見從兩個對立的角度提出了異議:一種意見是，增加“感情確已破裂”的限制條件仍然乏力。對喜新厭舊、有第三者的人來說，“這是對違反道德行為的鼓勵”。另一種意見是，反對增加“感情確已破裂”這個條件，認為“沒法操作”。針對這一離婚條款，大家足足討論了兩個小時。

　　最后，彭真說:“各位委員都講了自己的意見。因為這一條有分歧，我們就對這一條表決一下。”表決結果，贊成修改方案的佔了大多數。彭真說:“這個修改方案在我們這裡算通過了，能不能最后通過，還要由代表大會審議決定。不贊成的委員還可以發表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

　　會議結束后，全體與會者包括工作人員都到旁邊大廳用餐。我因整理會議記錄去得稍晚，服務人員見彭真和楊秀峰、高克林、武新宇等老同志的飯桌上還有一個空位，就把我領到這一桌。席間，幾位老同志感慨道:“一個條文的討論，花了兩個小時，總算定下來了。”彭真說:“立法總要多聽不同意見，才能把問題抓准。民主就是要‘麻煩’一些。現在‘麻煩’點，將來執行起來‘麻煩’就會少一些。”這是我又一次聽他講這句話。與以往不同的是，一年多的經歷，讓我對這句話有了更多更真實的體會。

　　后來，我在立法機關逐漸承擔了組織起草和修改法律案的任務。每當眾說紛紜、爭論不休、難有進展而心生煩躁時，我總會提醒自己:“民主就是要‘麻煩’一些。”於是重振精神，耐心地和大家一道尋求解決方案。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