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 一個偉大政黨的庄嚴選擇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隆重召開了，此次會議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重要戰略部署，中外矚目。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世界如此關注中國的改革發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世界如此在意中國的未來走向。因為中國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總是不斷革新著固有的觀念，顛覆著西方的判斷。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億萬中國人民的生活和命運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經濟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政治上，中國發展的理論、制度、道路成為許多國家競相學習、借鑒的典范。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政府成為政府自身改革的重要方向﹔“努力讓人民群眾從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成為司法機關孜孜以求的庄嚴目標﹔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成為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要求。

　　 今天，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地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地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就必須更好地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就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由之路。

　　 法律體系，是最重要的國家治理體系﹔法治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治理能力

　　 “我們經歷了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過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軼從中國法學教育和研究的變遷，看到了中國是怎樣快速成為一個法治國家並且極大地影響世界的。30多年前，當中國人意識到“還是要搞法制”時，眼前僅有的是寥寥可數的法律、學說、論著。30多年過去了，再看當今的中國，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一位法學學者，都無法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千百年前曾創造了“中華法系”的東方大國，如今不僅形成了完整的現代法律體系，而且創造了可資借鑒的法治經驗、法治理論、法治模式。

　　 一年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寫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這是繼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后，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目標。對現代化認識的再次刷新，反映了我們黨在認識上的再次深化——制度是現代化變革的關鍵性因素，隻有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現代化才能平穩持續地向前推進。而法律制度，無疑是最重要的制度﹔法律體系，無疑是最重要的國家治理體系﹔法治能力，無疑是最重要的國家治理能力。

　　 在“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17年、法治國家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的今天，我們黨對“依法治國”進行再部署，既緣於歷史經驗，也是現實的迫切需求。

　　 從人民網每年全國兩會前夕進行的“兩會調查”中可以看到，從2002年到2014年的13年間，“反腐倡廉”12次名列網民關注的“兩會熱點”前三名。而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司法公正、食品安全等網民關注度較高的話題無不與法治密切相關。

　　 的確，執法不嚴讓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有害食品事件屢禁不絕﹔有法不依令“看得見的手”進退兩難，“看不見的手”難以施展﹔腐敗之風令公眾對公權力機關和公職人員的信任大為消減。治理當今中國的社會問題，健全法制、厲行法治，實現全社會的公平正義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每一個民族，都有對治理腳下這片土地的偉大探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的庄嚴選擇

　　 2000多年前，在世界的東方，諸子百家展開了一場世界歷史上少有的大辯論，有關治國理政的大辯論，《韓非子·有度》中提出“奉法者強則國強”﹔此時的西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奠定了古希臘制度文明的基石。亞裡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得出的結論是：“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古代社會裡，這些朴素的法律思想不可能成為主流思想，也與今天的法治思想有著很大差別。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人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不僅是有效的，而且曾創造出絢爛多彩的文明。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以大工業生產、大分工、商品和服務高度流通為特點的陌生人社會取代了古代熟人社會﹔人的自主性和個體性日益增強，價值判斷日趨多元，利益關系日益復雜，交易方式多樣化，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層出不窮。人治國家的管理模式與這些需求難以相容，難以再維系下去。

　　 中國近代以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先驅、仁人志士探索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法治，然而失敗了。“不良之政府雖倒，而良政治之建設則未嘗有也”，宋教仁曾發此浩嘆。

　　 65年前，當一位偉人向世人庄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世界的東方，注視著帶領人民取得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的中國共產黨，將以什麼樣的方式治理戰后滿目瘡痍的新國家。

　　 共和國的締造者們，在開國大典的前夕，與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以及國外華僑等各方面代表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把革命勝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規定建國后的大政方針，作為全國人民共同遵循的准則。

　　 可以說，新中國從誕生的那一刻起，便深深打下了“法治”的烙印。1954年，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獲得通過。此后，在短短兩三年時間裡，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頒布。

　　 然而，要在一個有著幾千年人治傳統的國家實現法治，何其艱難。“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斷了黨治國理政的正確探索，使國家陷入“無法無天”的深淵。失去了才知道什麼是最寶貴的。民主法制愈遭破壞，從浩劫中走過來的人們愈深感其重要。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拉開改革開放大幕伊始，便洞察到，唯有民主法制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

　　 通過八二憲法，制定民法通則、刑法、民訴法、刑訴法，一大批基本法律制定頒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指針。

　　 各方面體制改革，在摸著石頭過河﹔治理快速發展的國家，也在摸索中前行。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江澤民在報告中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戰略任務。

　　 “法治”一詞的落地，引發國內外高度關注。當時，英國一家媒體評論道，“‘依法治國’的提出，是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

　　 進入新世紀，我國立法進程加速，到2010年底，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治政府建設深化，建立了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決策前聽証等制度，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公正司法不斷提出新舉措，修改三大訴訟法，擴大警務獄務公開、司法檢察公開，保障律師執業權利。胡錦濤提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20字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成為這一時期建設法治國家的基本依循。

　　 正如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蘭戴爾·裴倫堡在《中國走向法治的長征》一書中所寫，“盡管與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不是一個版本的自由民主，但中國卻是實實在在地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並且，法律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法治，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中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用什麼方式治理國家的准確回答和鄭重承諾。3個月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對當年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作出的重要批示中首次提出建設“法治中國”的新要求。

　　 “‘法治中國’是自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中國版’‘綜合版’和‘升級版’”，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胡建淼說。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這次謀劃未來中國改革開放宏偉藍圖的大會上，“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題和顯著內容，中國開啟了整體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新階段。“依法治國”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呈現出新特點。

　　 科學立法推動社會轉型。截至2014年3月，我國現行有效法律242部。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中。

　　 “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放開“單獨二孩”、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建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十八大以來，每一項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經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表決，都提前對所涉及的現行法律作出修改完善，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

　　 簡政放權打造法治政府。2014年5月20日，天津濱海新區行政審批局挂牌成立，1枚公章取代了過去109枚公章的權限。

　　 “讓企業創新創造源泉更加充分涌流。”大幅削減審批事項、建立權力清單制度、清單之外的審批一律不再實施……國務院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達600多項。“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法治政府理念深入人心。

　　 司法改革保障公平正義。2014年8月22日，福建小伙兒念斌在被羈押多年、4次被判死刑后終於被宣告無罪釋放。此刻，迎接他的不僅有自由的空氣，還有法治國家對人權的保障、對公正的呵護。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十八大以來，建立審判流程、裁判文書、執行信息三大公開平台，嚴格規范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破獲並公正審理一批大要案……公、檢、法、司等政法機關嚴守公平正義底線，讓冰冷的法律散發著法治的溫度。

　　 法治思維化解矛盾糾紛。2014年9月12日，寧夏中衛的農民王金富決定結束長達3年的上訪奔波，改為向法院提起申訴。“現在走到哪裡，都說要走法律程序，找領導也沒用了。”朴實的王金富說。隨著《關於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的出台，訴訟與信訪將徹底分離。

　　 推動建立領導干部學法、考試制度，把青少年學法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連續13年舉辦國家司法考試……經過近30年的全民普法，全社會的法治意識有了明顯提高，信念堅定、業務精湛的法律職業共同體初步形成，法治文化的影響力越發凸顯。

　　 在走向法治中國的偉大進程中，我們深刻認識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今天，身處“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中國，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在以30多年的奮斗走過別人上百年歷程之后，在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之后，中國的改革正在開啟一條制度現代化之路。

　　 站起來、富起來的中國人，正在謀劃法治中國的光明前景，謀劃讓社會體現更多公平正義的美好未來。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我們就能在取得經濟社會發展巨大成就的同時，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溫紅彥 黃慶暢 徐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