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能為自己的時代做些什麼？

　　記者張鳳雲

　　一個農民，能為自己的時代做些什麼？認識了“老毛”，你就知道了。

　　八屆人大，老毛反映了農村電價過高，電網不好的問題。3年后，中央開始加大農村電網改造力度，最終實現了城鄉同網同價﹔九屆人大，老毛提出農業特產稅不合理。3年后，全國逐步取消農業特產稅﹔九屆人大，老毛提出取消農業稅的議案。最終，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三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宣布，全國取消農業稅……

　　“開人代會不是舉拳頭，吃饅頭”

　　“1992年的秋天，毛書記給我拿了幾張照片，說你把這個送給遼寧省丹東市人大辦公室。那會兒大家都說，這不扯嘛，一個農村人還當全國人大代表？聽起來跟笑話一樣。”當時在大梨樹村辦企業龍鳳賓館工作的史淑雲說。

　　“第一次去開會，走之前的頭天晚上，他說，‘怎麼辦你說，這個事我可愁了。’意思是到北京開會都要穿襯衣系領帶。咱這農村也沒系過領帶呀，還是我找了一個住店的客人把領帶扣給打好了。完了還說這個扣可千萬別拽大勁兒了，拽大勁兒就禿嚕了。”史淑雲記得，那天毛豐美特別高興，還特意讓大伙兒包了頓餃子。

　　而當時的毛豐美，內心其實並不輕鬆。因為他知道，這不單是一份榮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老重視了，走訪群眾，這天到俺們家了。問我有什麼想法沒有。我說有，我說城裡的電費是三毛多一度，農村就是一塊多，這不合理。”村民於進陽說。

　　“當時城市一度電是0.35元，農村一度電是1.2元。農民呢，有的干脆不用電了，就點蠟，有的推磨也不用電磨，自己就用柴油拉磨。”丹東農科院玉米研究所所長何晶說，“老毛就說，差距咋這麼大呢？就去鳳城電業局了解情況，說是農村的電網不好，電的損耗都算在農民身上。”

　　這次人代會上，老毛直接就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此后的十年間，國家投入3000多億元啟動了農村電網改造工程，全國范圍內實現了城鄉同網同價。

　　也是那一年，這個敢說話的黑瘦的農村老頭，連同他倔強的性格一起，展現在了人們面前。而問題的解決，無疑給了老毛信心。

　　“這個建議讓每家每年省了三四百塊錢。”后來提到這件事，老毛說，“我發現開人代會不是舉拳頭吃饅頭。建議提准了中央就會重視，別人也覺得我不簡單。”“爭論，大伙兒才知道實情”

　　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老毛提出取消農業特產稅。二次會議上，他又提出了取消農業稅。

　　“那幾年國家總講減負，可是全國平均每人2畝地，毛收入800塊錢，城裡的征稅點是每月800塊錢，一年是9600塊，差了十幾倍。”毛豐美很慎重，不僅了解身邊的情況，還到產糧大省吉林和黑龍江去了解，“我想也許會有什麼優惠政策，結果情況是一樣的。”

　　可當老毛找代表簽字的時候，都不給他簽，說“老毛你淨扯，幾千年來都這樣，農民怎能不繳稅呢？”老毛就跟他們爭，說“農民怎麼就該繳稅呢？種糧根本不掙錢，回頭你還讓他交錢養活公務員，這是何道理呀？”

　　這次會上，老毛碰了釘子，之后他又連續寫了5年取消農業稅的議案，終於在十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得到了全國取消農業稅的消息，樂得他一宿沒睡好。

　　老毛說農村的事兒、農民的事兒太重要了，所以年年幫著吵吵。可他開會有個習慣，總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會場有代表考慮的角度與他不同，經常引起爭論。可老毛說了，“代表爭論不是更好嗎？爭論的過程大伙兒才知道實情。”

　　人大代表裡很多是省裡的領導，老毛說話直，有人提醒他，說你開完會還要回農村，還是村裡的書記，還要做事情。可老毛不在乎。他說“誰讓你給我這個權力了，有發言權。不管。”老毛還說，其實真正的領導還是願意聽點兒真東西的。

　　“2004年，除了繳農業稅，還要承擔修路、水利等農村基本建設的費用，還有集資辦學，農民還要給一些單位‘開工資’，農民養一個小四輪一年就要交費2000多元，還經常被罰款。農民找到我，我一問，管理部門說，縣鄉財政困難，我們隻好靠罰款發工資。看看，農民多難吶！”那年接受採訪，老毛激動地說，“我來（北京）干什麼來了？我就是說話來了！前天我把這話說了，俺們省委書記、省長都站起來給我鼓掌！俺們省長說，毛豐美，你夠個代表，敢說真話！”

　　“我不可能老當代表啊”

　　2007年，老毛又拿著兩瓶黑水呼吁解決鐵嶺昌圖的農村水污染問題。

　　“哎呀那水黑的，馬都不喝，老百姓都造完了。我們代表去了，人都得哭哇。”毛豐美當時接受採訪時說，“我說你找兩個礦泉水瓶，給我裝兩瓶。”

　　第一天發言，老毛就把這兩瓶水帶去了，講著講著就來氣了，說：“今天我帶的兩瓶水，一瓶是河裡的，一瓶是過濾了好幾天的。今天咱們開會所有代表，誰能喝一口，咱就（給他）叫個好。結果老百姓已經喝十來年了，咱們還在這裡開會呢。”那一次，老毛當著很多代表的面兒拍了桌子，說得眼睛都紅了。

　　開完會，又有人提醒老毛，說“你這麼大嗓門，不怕得罪人嗎？”老毛很生氣，說“刺激什麼？把老百姓都喝到這程度了，還刺激什麼？”

　　很多人勸老毛，說農村的事兒得慢慢來，人太多，又復雜，解決起來哪兒那麼容易。可老毛不聽，他說他抗不了那個挨，一天到晚磨嘰。“我就不是那性格。就是著急，要把這事說出去讓大伙兒都知道，上面趕快知道趕快辦。”他說他不可能老當代表啊！

　　“2008年吧，老毛我們嘮過嗑。意思問我種了多少地？我說種了20多畝，現在是怎麼個收入？當時干苞米的情況下，能賣到7毛錢一斤。一畝地的產量800來斤，就是500來塊錢。刨去種子、化肥這些，一畝地也就剩個一半的錢。按照當時的消費一家大概要6000來塊錢。咱們賣這個苞米，再養兩頭豬，再賣點兒豬，這麼才能湊夠生活費。”大梨樹村村民孫廣德說，“毛書記說我到你倉裡看一下，我看你苞米到底啥情況。”

　　那一年，老毛帶著兩個苞米上了全國兩會。他說，“你們看看，這麼大個兒的苞米才賣三四毛錢。農民太吃虧了，得把農民的利益補上，讓種糧的人有奔頭。”

　　“他不光反映大梨樹的糧價，還反映全國的。那年咱們國家是大豐收，尤其是黑龍江和吉林，老百姓糧倉裡都放不下，在家裡堆著，都有要爛的可能，但是糧價太低，農民不願意賣。”那一次，何晶也在場，“老毛通過黑龍江、吉林那邊的代表把這個問題都了解上來了。他說，‘算算咱們工資漲了多少，太不合理了’，他在會上就這麼講。他講完之后很多農民都給他打電話，說他算把農民的話給說出去了。”

　　“我不就是那個建議沒提出去嘛”

　　也許，沒人知道老毛做過這些事兒。但是老毛說，他不需要別人知道。

　　“我盡到責任。我每次提建議，要是中央給解決了，或者給我鼓掌，那心裡敞亮。”老毛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

　　老毛身體一直不好，但是自從2009年做了結腸癌手術后，直到他離世的2014年9月26日的前半年，他一直沒有放棄工作，包括為農民代言。

　　“有一次我跟他上哈爾濱，參加一次全國的人大代表學習班，一晚上就拉肚子，好幾十次啊。”何晶說，“他自己告訴我，‘何晶，我都不行了。’那汗呀，拉拉地。還有一次開大會，也是身體不行，我說你請個假吧。他說，‘我不就是那個建議沒提出去嘛，不為了這個我來干啥？’”

　　一提老毛，老伴丁桂清就忍不住掉眼淚，“我說你咋這麼拼命呢？那吊瓶挂老了。我說你現在體格不好了，是不是也晚了？他說‘那我也值，你不干工作就不得病了？’去年開會我不讓他去，說什麼也不聽。我說你讓人帶上去，他說那不行，別人帶不如我自個頂用。”

　　老毛放心不下呀。

　　他說農民貸款的問題，讓他很難受，他說很多代表根本不知道，農民本人他都不知道，“他都以為農民就需要這麼高的利息，他還感謝人家銀行，拿這麼高的利息還貸不上吶，額度還不行，這還能好？”

　　他說代表中隻有很少一部分來自基層，他是其中一員。他知道農民太不容易了。他不能一個勁兒地喊好。

　　他說他不在乎別人怎麼做，但是他如果不這麼做，對不起老百姓。

　　“包括去世前幾天，咱們興城四家村張文成書記來了，他也是人大代表。那天從俺們村山上下來，他倆抱頭痛哭。”兒子毛正新一邊說，眼淚一邊打轉兒，“哭完后我父親就跟他說，‘哎呀，以后農村的事兒、農民的事兒就靠你們代言啦。我是白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