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表示，乞丐进行乞讨，可以用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但他们的乞讨行为不能影响、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乞丐在机动车道上拦车强行乞讨，就侵犯了他人的道路行使权，属于妨害治安的行为，这个问题通过相关法律比如交通安全法就可以解决，并不需要专门为此出台“限讨令”。“当然，如果大多数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政府对一些普遍情况下的例外行为采取行政措施进行干预，也不是不可以，但既要考虑维护公共秩序，又要坚持以人为本，应该把这两者相结合。”

　　毛寿龙认为，我国的救助体系还不完善，关键问题是基本救助不足，城市和农村之间缺乏相互衔接、统一的保障体制。目前，我国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对完善，但农村还有所欠缺，救助条件相对不足。而且，我国的救助机构实行行政化运作，运作成本比较高，救助工作细节欠周到，在亲和力方面也有不足，应该发挥社工、志愿者的作用。

　　“但是，并不意味着救助体系完善就不存在问题了。”毛寿龙告诉记者，国外的一些大城市比如伦敦，其救助体系就比较完善，但伦敦的乞丐也有不愿意接受救助的。因此，政府的救助管理应该以服务为原则，比如设立某些可以乞讨的区域，公布救助电话，对乞丐进行定期体检，提供生活常识方面的咨询等。而救助本身不具有强制力和拘束力，救助站作为救助机构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因此，在加强救助机构自身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各方面对其的监督。

　　“城市本身的文化氛围对培养市民的道德情操十分重要。我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让更多的人有条件去寻找生活中有美感、有价值的东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