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0日，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引发分歧巨大的社会热议。而在此前的立法调研、起草、审议过程中，从宏大的立法宗旨到细微的具体条款，劳资双方、相关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已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立法博弈，各方意见对抗之激烈、立场对峙之鲜明、阵营对立之清晰，在中国立法史上堪称史无前例，其背后则隐藏着立法话语权的复杂较量。
有人欢喜有人愁
长沙的罗西平先生最近陷入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劳动争议。一年前，罗先生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被派遣到一家建筑公司。为了完成超负荷的工作量，兢兢业业的罗先生被迫三天两头加班，几乎失去了正常的私人生活。然而令罗先生愤然的是，当他向建筑公司提出应按劳动法规定支付加班费时，却被对方断然拒绝。无奈之下，罗先生只好回头找劳务派遣公司索要加班费，同样被挡了回来。就这样，罗先生被两家公司像皮球一般踢来踢去，加班费却始终没有着落。
罗先生的遭遇，只是劳务派遣工权益普遍受到侵犯的一个缩影。劳务派遣是近年来在建筑、家政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用工形式，由于缺乏规范，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侵权现象。不少劳务公司和用人单位赚得盆满钵溢，而大批劳动者则被层层盘剥、忍受着“同工不同酬”等不公平待遇，还常常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事实上，劳动派遣已成为近年来劳资纠纷中的一大焦点。正因此，2005年12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的劳动合同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此予以了特别规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立法者专门设计了备用金制度，规定劳动力派遣单位须按每名被派遣的劳动者不少于5000元的标准，在指定银行存入备用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司长闫宝卿坦言，资本金制度是一个保底措施，“一旦发生劳动争议、损害劳动者权益，就可以动用备用金支付给劳动者。”
这些极具维权色彩的制度设计，赢得了劳动者、尤其是劳务派遣工的一片喝彩。但也遭到了派遣公司、用人单位的强烈反弹。 “我们公司每年要派遣五千多人，每人5000元备用金，五千多人就是两千五百多万，就算让我们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这不是存心要整垮我们吗？”一位劳务公司经理用如此激烈的言词，发泄着他的不满情绪。
其实，劳务派遣问题只是烽烟四起的立法争议中的一个样本。在劳动合同法制订过程中，诸多制度设计、尤其是那些“偏向”劳动者的规定，无不引发褒贬不一的强烈反应。
在草案中，对劳动者权益进行特别保护的条款随处可见。比如，为了保护事实劳动关系，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不同理解的，除有相反证明的以外，以有利于劳动者的理解为准；再比如，为了帮助劳动者拥有长期稳定的工作，规定劳动合同正常到期终止后，用人单位也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还有，为了治理“恶意欠薪”的顽疾，规定逾期不支付的，用人单位要向劳动者加付50%至100%的赔偿金……
“这些条款太好了！” 北京某网站的一位职员毫不掩饰他的喜悦。“这些条款太‘狠’了！”一位私企老板则用近乎“悲愤”的口气表达心中的郁闷，甚至有人放言，“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同样，这些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条款，也在学界、立法审议机关中引发了一场场激烈的立法论战。
这种泾渭分明的意见对立和阵营分野，在中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喧哗的争议声中，不乏各种“动听”的理由，令人一时难辩真伪，但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的分歧，其实都源于劳资双方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争。
“倾斜法”还是“平等法”
事实上，围绕着劳动合同法草案诸多条款发生的纷争，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更为实质、更为本源的分歧——劳动合同法，究竟应该是平等保护劳资双方利益的“平等法”，还是侧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倾斜法”？
显然，劳动合同法最初起草时，遵循的正是“倾斜法”的立法理念。除了诸多明显倾向于劳动者的具体条款，草案第一条在阐述立法目的时，开宗明义地强调“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短期化、滥用试用期等现象日趋严重，正是劳资双方地位严重失衡的反映。近年来劳资矛盾不断加剧、劳动争议逐年上升的趋势，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渊源。正因此，维护劳动者权益成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基点，凸现出鲜明的倾向性。
不过，众多的企业主、用人单位，并不能接受“倾斜法”的立法理念。“光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我们的权益谁来保护？现在的草案，将劳动者权利无限放大，对企业责任却层层加码。把企业都压垮了，劳动者还有什么权益可言？”一位私企老板抱怨说。
此外，资方最关注的是草案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或者通过平等协商做出规定。
“看到这一条款，我们这些人都快昏过去了。”中美商会会员、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建军律师如此感言。
一位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认为这无疑与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股东(老板)作为公司的所有者，毫无疑问享有该项最高权力，但在草案中，公司最高权力已转入职代会和工会手中。有人认为这一规定很“荒谬”，是在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
在学界，同样出现了意见分歧。许多学者支持“倾斜法”的立法理念，认为劳动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来弥补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侧重保护劳动者，是具有社会法品格的劳动法律的与生俱来的使命。劳动合同法向劳动者倾斜，追求的正是实质公正。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草案向劳动者一方过度倾斜，对其实行了过度保护，有失法律的公正与公平。他们主张劳动合同法应当平等保护劳资双方的权益，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学院教授董保华，董教授在一些学术研讨会等各种场合疾呼：劳动合同法草案中保护劳动者的过高标准根本无法实行，有“贵族法”和“观赏法”之嫌。
显然，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所引发争论，背后所隐含的是另一种力量的比拼。
劳资双方话语权的较量
其实，劳资双方及相关利益集团在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是现代立法的正常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值得关注的恰恰是，在利益之争、学术之争背后的立法话语权之争。与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的地位失衡相比，在立法博弈中的话语权强弱不均更加令人深思。
“目前，一些利益集团已在国内形成，它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李援坦言：“在立法调研过程中，突出的感觉是劳动者的话语权比较弱，他们的意见不能充分反映。”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司长李建也有类似的感受：“与用人单位相比，劳动者个体的知识、水平、能力都很弱，反映意见的能力也弱。” 这两位劳动合同法立法的重要参与者都主张，应当多听取普通职工和各级工会组织的意见，使劳动者的话语权得以实现。
事实上，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娘家”，以全国总工会为代表的各级工会组织，在劳动合同法制订过程中始终立场鲜明，竭力为劳动者主张权益。“我们的意见大部分都采纳了。”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郭军披露说。不过他仍然觉得，“目前的草案还是倾斜不够，只是给劳动者适度保护，并没有达到劳资关系的真正平衡。”
更让郭军担心的是，“在立法讨论过程中，资方的声音可能要比劳动者大。”郭军直言不讳地指出：“已经发现一些利益集团运用自身的强大力量，通过媒体对立法施加影响。而工会组织、普通劳动者拿不出钱、也不应该拿钱请媒体为自己说话。”郭军因此呼吁：“媒体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
引人深思的是，劳动合同法草案露面不久，社会上就涌出了一些相关的培训班。然而对于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普通劳动者既无意识、也无“学费”参与学习。有兴趣、有财力参加“培训”的，几乎全是企业、经营机构、劳务公司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在‘培训’和‘学习’怎么对付法律。”一位知情人士披露说。
与劳资对立相比，专家学者阵营的分裂似乎更堪玩味。理应秉承中立、客观、公正、科学立场的学者们，却如“针尖对麦芒”，在一场立法事件中爆发如此激烈的观点对抗和意见交锋，这在中国立法史上极为罕见。自然，专家学者对立法发表独立意见，无论正确还是谬误，都应该尊重其发言的权利。不过，一些专家学者看似“公允”的言论，似乎也难逃资方代言人之嫌，无形中扩张着资方的立法话语权。“不要被一些学术权威吓唬住！”全国总工会的一位人士尖锐地提醒说：“很多专家学者都兼任着一些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请大家注意这种身份！”这个被捅开的“秘密”，不能不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
劳工言路仍需拓展
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了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社会征集立法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13部公开征求全民意见的国家立法草案，也是立法机关继2005年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个人所得税法立法听证会后，推进立法民主化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统计，自3月20日至4月20日，在为期一个月的意见征集期，通过各种渠道共收到191849件立法意见，这一数量，远超去年物权法草案公开后收到的11543件立法意见，再次刷新了历次法律草案公开征集意见的纪录。
劳动合同法草案“开门立法”的巨大效应，无疑已成为立法民主化的一个成功样板。不过，就民主立法的理想图景而言，似乎还有不少值得检讨的细节。
最大的疑问在于，作为此次“开门立法”的主流意见渠道，网络虽然为广大劳动者敞开了言路之门，但个体劳动者知识素养、生存环境的差异，不仅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决定了他们与网络距离的远近。与公司白领等“中产劳动者”相比，产业工人等中下层劳动者利用网络的能力显然远远不足。尤其是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缺乏上网条件的农民工，恐怕更是难以通过“网上民主”表达自己诉求。
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担忧，中国人大网是此次征求公众意见的主力渠道，共收到79873人提出的187744件意见，超过此次征集意见总数的97.86%。其中，仅有1138位农民工提出了2475件意见，这意味着，每300件网络意见，仅有不足4件来自农民工。过低的比例，已经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农民工声音的微弱。
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已接近一亿两千万。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也是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生存状况最为恶劣，权益受侵最为严重，维权能力最为薄弱。然而在参与劳动合同法立法博弈的各方力量中，最需要立法话语权的农民工群体却最缺乏意见表达能力，无法有效地参与“开门立法”。相反，一些拥有资本、知识、资讯等资源的强势集团，却可能利用开放的话语平台，放大自己的利益主张。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似乎已成为民主立法的一个悖论。
显然，在一时难以改善自身能力的现实束缚下，农民工等弱势劳动者能否赢得应有的立法话语权，取决于立法机关能否开辟更为有效的途径倾听他们的声音，也取决于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能否更为有力地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事实上，公开劳动合同法草案仅仅是广开言路的一个环节。据记者了解，草案自2005年年底提交一审后，已经下发到各地人大、中央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等近两千个单位征求意见。2006年4月20日征求全民意见结束后，仍将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按照通常的立法时间表，劳动合同法草案至少还要经过二审、三审才有望过关，如果各方矛盾难以协调，还可能经历更长的考验期。可以预见，在劳动合同法尘埃落定之前，劳资双方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仍将持续，立法话语权的激烈争夺也不会停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李援指出：“立法就是要在矛盾上切一刀。”很显然，劳动合同法的这一刀最终如何切下去，将继续考验立法者的民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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