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6月6日电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基本刑事司法理念，但在司法实践中，承担侦查任务的公安机关权力过大，缺少制约，检察机关未能起到监督把关作用，法院的审判成了走形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刘计划就岳兔元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刘计划分析说：虎子被杀案并不存在，但经过审讯，岳兔元竟然“承认”自己杀人。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检察院有关领导说：“没有（刑讯逼供），我都问过了，办案民警说没有。”办案民警怎能自己证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

　　他指出此案的几个疑点：在该县三交镇发现的男性尸体，经辨认及上级公安机关DNA检测，证实为失踪了的虎子。这种鉴定结论的得出，在程序上有无问题？被告人说是在军渡黄河大桥上掐死的虎子，然后推进了黄河。但最后是在该县三交镇一带发现的一具无名尸体。他说，在关键证据存在重大疑点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为何草率认定被告人有罪？

　　刘计划说，新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实施了，但在许多办案人员头脑中“有罪推定”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他们在办案中经常对犯罪嫌疑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不是犯了罪，怎么会抓你来？”

　　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易延友认为，我国公安机关在办案时习惯重视有罪证据的合理性，轻视其不合理性，容易导致“重打击犯罪，轻保护无辜”的倾向。

　　此外，易延友认为，从司法实践来看，刑讯逼供、诱供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即便被告人提出存在刑讯逼供，但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均不予认定。对此，易延友认为应在司法实务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只要无法排除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的可能，就不能作为有罪证据使用。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是：由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交由法院审判。易延友说，在这种诉讼体制中，常常存在着公检法机关重“互相配合”，轻“互相制约”的倾向。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是：“公安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送饭的，法院是吃饭的”。

　　检察院虽然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因其同时又担负着对案件批捕、审查起诉的法律职责，其监督职能往往无从体现，因此对公安机关送来的“夹生饭”，往往很难履行把关作用，而直接将存在疑点的案件交给法院。

　　由于公检法之间缺乏严格的制约机制，致使有的案件即便证据不足以定案，也只能一路错下来，按“疑罪从挂”、“疑罪从轻”处理结案。

　　易延友说，此类案件有一个共性：冤案昭雪后，受害人无一例外声称受到过刑讯逼供。“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的证据采信多，对被害人提供的刑讯逼供的情节，由于没有证据证实，很难采信。”他说，这种办案思路也愈加纵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迷信口供，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酿成冤假错案。

　　专家指出，要想最大限度避免错案的发生，必须要切实贯彻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基本理念，公安、检察、法院应形成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并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记者 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