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新华社报道，在今明两年地方四级党委换届之际，“中国共产党正通过完善党内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无独有偶，此前，一份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执笔，两年前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出现在人民网、光明网等网站。
在中央对改革争论再次定调之后，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的政改报告被公布，引人注目。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包括周天勇、冯韧、唐海滨、马怀德、王安令、辛鸣、韩保江、尤元文、梁朋等中央党校及各高校的研究者。
中国必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前年初访法、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底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均强调过的决心。
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学界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而什么样的方案最适合中国国情，周天勇坦陈，“我是学经济出身的，我关注的是效率、风险控制、可行性，没有可行性的方案，我是不会考虑的。”
周天勇执笔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从经济视角阐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党管新闻；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不变；党管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等等。
即使是在两年后来看，也值得关注。6月24日，周天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那些理想化的方案有可能实现吗？要符合实际。”
为什么提交政改报告
记者：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有什么来历？
周天勇：这个报告是中央党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当时做这个课题，主要因为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所以，可以从成本、效率、风险、可行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其他人可能更多地从政治体制本身去研究这个问题。
记者：我看了您的研究报告，有一点需要你解释一下，在党的很多文献中，“民主”都是一个追求目标，而你的报告只是将民主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为什么？
周天勇：可能这是过程和目标的关系，有的时候需要把民主作为一种努力方向，但是我作为研究者，我只是想从务实的角度考虑问题，能走半步就要走半步，能走一步就要走一步，但是你一定要走，但是你不能一下子就走十步。
记者：结合现在的时势，你特别想强调这个报告中哪方面的思想？
周天勇：报告中有关改革政府机构的思考还可以更深入些。现在政府机构的许多制度弊病，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比如变相审批多，办事越来越难了，预算外收入太多太滥，执法交叉、重复、矛盾、多头，使企业无所适从，给政府的管理权太多太大。如果不予坚决改革，就业不能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不能调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很多事业和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就会葬送在这些部门的审批、许可和收费罚款之中。
在我设想的改革步骤里，就是要在相对稳定的政治框架里，先对这种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进行改革，一步一步来。
先实现经济自由
记者：有没有人认为你们的方案过于保守？
周天勇：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方案太保守。但如果提出的方案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的话，使国家可能陷入深渊，那么做还不如不做。我想，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改革的震荡性能小一些、代价小一些，对人民亲和度大一些，长远前景好一些。
我们提出的这种政治适当集中和经济自由的体制结构，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保障了它们的高速发展。我们是一个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多民族的大国，在政治比较集中的情况下，有利于稳定，并推动对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稳中求变，这样可能会更好。
记者：你怎么看待那些比较理想化的改革观点？
周天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全盘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第二种看法认为不能有太大的动作，有的学者认为连经济体制都不能动；还有一些人认为，仅仅就政治体制改革谈政治体制改革。
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各国模式不同，从各国经验看，东亚体制就是政治集中一段时期，先实现经济自由化，这样就可以收获经济成就。而一些非洲国家，也学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效果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能不能集中精力，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实现经济自由，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结构转型，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设计政改方案，你是从哪些角度来考虑的？
周天勇：我是学经济学的，更多地愿意从务实、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考虑，更多地愿意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更多地愿意从成本、效率和风险角度考虑，更多地从人民能不能得到实惠角度考虑。而不仅仅从价值好恶来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原由和框架。我们要冷静地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成本、效率、风险、可操作性等问题，思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中互相搭配的模式选择，看哪些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哪些政治体制需要建立。
我的考虑是，建国以来，中国走了很多弯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务实，老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纠缠。政治体制改革为了什么？就是要以人为本，就是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就是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实现这些目标，所以我要多考虑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老百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与成本，合算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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