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民主政治制度蓝图

　　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往往在于它承载起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期待。百年来，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对民主的追求，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文明的理念与目标，融化在无数细小进步汇成的洪流中。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十七大报告中，这不仅仅是振奋人心的价值宣示，更是实实在在的制度蓝图。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路径。有序政治参与，贵在对权利的保障。保障什么，就是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首次写入的“表达权”，更给世界传递了中国大力弘扬民主的信号。另一个首次出现在十七大报告的名词“公民意识”，为有序政治参与的公民定了位——对于公民来说，政治参与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需要守规则、讲程序、负责任，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进行，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习民主、发展民主；需要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

　　法律是政治参与的准则。政治参与要“有序”，基本要求是“依法”，法治是民主政治长期有效的保障。对于公民而言，失去法治的护佑，权利就变得脆弱，些许风雨就可能被摧折枝叶；对于权力而言，缺少法治的约束，就可能信马由缰，逾越鸿沟、背离民意。法治需要成为一种信仰，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行为方式。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针对挑战法律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的现状，报告中多次强调法律的权威，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全文]  

2007年1月，河南桐柏县景区换届选举工作人员冒着严寒踏过积雪前往该县海拔最高（1140米）的太白顶云台寺为宗教界人士送票箱。

　——摘自十七大报告

 　“对民主监督的重视，是空前的！”

　　十七大报告关于民主监督的新提法，深深地触动了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马宝成。

　　这位长期研究我国基层民主的博士，兴奋地告诉记者：“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被精准地定位为‘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这一提法标志着我们党找准了发展基层民主的着力点。”

　　2005年以来，山东昌乐县904个村陆续挂起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牌子，专门监督村委会的财务和日常活动，全县农村的来信来访由此下降近四成。

　　监督制约，赋予民主更多、更真实的内容。马宝成说，如何看待民主，目前存在一些误读。较突出的，是把民主简单化为选举。其实，选举仅是民主的开端，更多、更重要的内容则是监督制约。从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历程看，以前更多强调民主选举。但直选出来的基层干部，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有时仍会背离民众利益。“十七大报告这一提法表明，民主监督已经成为我国基层民主发展最主要的突破方向。”

　　和山东昌乐积极探索民主监督一样，我国一些地方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浙江温岭各村的“民主恳谈会”，让更多村民参与重要村务决策。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协商民主”形式，成了有用的事前监督，更好地防止决策失误。

　　在黑龙江哈尔滨道里区，“参与式预算”让居民直接看住政府“钱袋子”。修花园还是建车棚，不由财政局长拍板，而由居民投票说了算。

　　河北青县，6325名村民代表人手一枚小圆章，行使决策与监督权，与村委会相互制约。

　　不同的模式，同样的监督。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监督开始在基层民主中挑“大梁”。

　　马宝成认为，十七大报告把民主监督摆在突出位置，为基层民主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把握住民主监督这个关键，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将大有可为！”[全文]      

2006年12月8日， 湖北宜昌人大换届选举投票现场。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摘自十七大报告

　　“代表比例城乡平等，写入十七大报告。在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吴革感慨道。

　　《选举法》规定，我国人大代表的城乡比例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这就是说，同样的人口数，农村的代表名额只有城镇的1/4。吴革认为，“这种4∶1的比例存在弊端：在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很少，代表反映农民的诉求受影响。”

　　为什么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吴革分析：理论上，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取消农业税、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农村义务制教育等措施，是从经济、社会权利来保障农民与城市人的平等权，城乡选举代表比例相同，则是提出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因为政治上的平等，最主要的是选举权的平等，这样就有利于将来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实践中，目前，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量农民工参加选举可以有两种选择方式：或回原籍参加选举；或在打工地参加选举。这种做法本身就表明，农民工参加选举已突破了以前4∶1的限制。同时，改革开放29年，城乡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农民通过村民自治等形式的民主训练，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也有很大提高。

　　应该说，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这项建议，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是及时而必要的。吴革认为，十七大报告“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真正要成为现实，还需要依照法律程序先修改《选举法》，这样才能将执政党的意志转化为法律意志。[全文]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摘自十七大报告

　　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背后折射的，却是同一种时代的烙印。

　　湖南省常宁市一位名叫蒋石林的村主任，将市财政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财政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小车的行为违法；法学硕士郝劲松一再状告铁道部，认为火车春运期间涨价缺乏法律依据；律师状告全国牙防组织，质疑其为一些牙膏作质量认证的合法性……近年来，这些带有“公益诉讼”性质的行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而这，在社会领域中，却契合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公民意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写入其中，“公民意识”越发清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路路教授认为，相对于历史上有关社会成员的其他称呼，例如“臣民”、“子民”来说，公民享有不容侵犯的权利，同时也承担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

　　那么，强化“公民意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和谐社会，意义何在？

　　李路路分析，从权利的角度来说，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是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护，就不会有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协调，社会成员相对独立的对于生存、利益和意愿的追求，构成了公民权利的基础。

　　李路路认为，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护，与公民义务的履行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和越来越多具有“公民”意识的社会成员的积极主张，我国“公民社会”已具雏形。“公民意识” 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有利于加快这一进程。[全文]   

2005年以来，各地“反渎职侵权局”挂牌。

     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摘自十七大报告

　　“防止腐败和权力被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在学习十七大报告时说，这表明我们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制度反腐。

　　我国和国外的反腐实践证明，制度反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将更好地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与西方国家采用的“三权分立”有什么区别？

　　姜明安谈了自己的看法：

　　两者的权力制约理念，在内容和实质上均有重要区别，是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

　　首先，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而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机制，也指政府内部，甚至政府部门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既涉及权力运行的横向关系，也涉及权力行使的纵向关系。

　　其次，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基本上只讲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而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不仅讲相互制约，还讲相互协调，不是为制约而制约，而是为了共同为人民办事，共同把人民的事办好。

　　再次，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主要注重权力制约权力。而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不仅注重权力制约权力，而且注重甚至更注重权利制约权力。我们讲的监督权不是仅指司法权，更多地是指人民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在人民监督基础上的纪检、监察、督察、审计等其他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全文] 

 　　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摘自十七大报告

　　“施行‘大部门’，政府机构改革迈出一大步！”

　　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大部门体制一经提出，便引来广泛关注。清华大学行政管理硕士林振中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他认为，2003年，机构改革把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职能和机构进行整合，组建商务部，可以看做是这方面改革的有益尝试。

　　“所谓大部门、小部门是相对而言，关键在部门职能配置有机统一。大部门，防止‘都管’、‘都不管’，明确责权，是对症下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新生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了5次机构改革。

　　“我注意到，在十七大辅导读本中，大部门体制被解读为把政府相同或者比较相近的职能加以整合，归入一个部门为主管理，其他部门协调配合。”乔新生认为，大部门体制是“职能大、宽领域”的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体制，能有效避免机构职能交叉重叠、主次不分。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部门设置普遍为“机构数量少，职能范围广”的特点。乔新生介绍，法国的部级机构只有18个，其中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负责经济宏观管理、财政预算和决算、国际贸易、税收管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政策和协调，下辖机构包括海关、税收、统计、贸易、公平交易监督等。

　　早在2000年，湖北随州“实验”大部门体制，“节约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该市市委书记马清明介绍，但由于是单个地区，单兵作战，一些合署办公的部门受到压力，又改成了分设。

　　乔新生坦言：“在我国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涉及面广，必须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行。”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