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湖南李律师到看守所要求会见他的委托人。按照以往惯例，律师会见必须先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请48小时内安排会见。而根据律师法规定，代理律师只需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有权会见嫌疑人。

　　在接待室，民警接到李律师的申请后说：“你回去等通知吧！什么时候安排你会见，你就什么时候再来！”李律师很无奈，在他看来，律师法并没有限制律师会见委托人的时间，也没有所谓的“安排”规定。

　　这个故事正好发生在修订后的律师法生效一个月之日。

　　律师法在去年10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后，今年6月1日正式生效。近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召集部分律师座谈律师法的贯彻实施问题，律师们普遍认为，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难问题仍然严重，《律师法》实施之后并没有改变会见难的现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修订后的律师法生效后，与之相冲突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相应的修改，导致律师法实施后面临尴尬。

　　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却是，“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也就是说，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经侦查机关安排。实践中，律师会见常常要经历从申请到批准的程序，有关机关甚至以各种理由阻止、拖延律师会见。

　　律师法与刑诉法相冲突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律师拿着律师法，执法机关则拿出刑诉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服谁。这不仅是两法的尴尬，更是法律尊严的尴尬。

　　当前解决两法相冲突的根本办法是尽早修改刑诉法，而启动刑诉法的修改又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修改刑诉法之前，建议由国家有关部门先就律师法与刑诉法相冲突的部分，如律师的会见权等问题，从程序上进行细化。

　　《律师法》的实施，对于完善律师的执业环境，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重大意义。但一部良法要实现其最佳效果，还需要在实践中得到“畅通无阻”的执行。执行不了的法律，再好也是一部软法。只有及时针对法律的冲突和漏洞修改和完善相关立法，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不仅仅是保护律师个人，也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我国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