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彭真和彭冲

编者按：此文已经在《秘书工作》杂志刊发，作者程湘清特将此文投至本网，以飨读者。

《秘书工作》杂志编者按：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前，本刊记者拜访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作15年的程湘清同志，听他讲述了接触较多的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事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

彭真同志是我1985年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时就近距离接触的一位老领导。

其实20多年前，彭真同志就是我的领导。1961年我北大毕业到北京市委工作时，他当时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也是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革”开始后，我被下放到大兴县农村劳动，一直到1970年，我回到山东省成武县老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一直留在山东工作。1985年，那时我是山东省社科院副院长。有一天，省委组织部长张全景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梁步庭同志（时任山东省委书记）主持召开常委会宣读了一份电话记录，电话是彭真同志处打来的，要调我到全国人大工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于是，我又回到阔别15年的北京。

彭真同志第一次见我，是1987年年底在他去南方视察调研的专列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有林同志和我随行调研。一上车，彭真同志就把我叫到他的车厢，那时他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说：“程湘清同志，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然后就问我的简单情况，我就说原来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文革”中市委被“砸烂”，我回山东老家了。他问：“你回到老家都做了些什么，有没有读点书啊？”我说确实读了点书，当时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那里有一套崭新的《列宁全集》没有人看，我就搬到我的住处逐卷浏览了一遍，但印象深的只有《青年团的任务》等少数篇章。虽然我一再说只是粗读，但他听了之后仍然很高兴。

随后近两个月时间里，有几件事让我对彭真同志印象颇深：

第一件事，彭真同志重视学习马列。他随身带着一套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林同志是经济学家，熟读《资本论》，有时他就让有林为他讲读《资本论》第三卷，一起研讨问题。

第二件事，彭真同志重视理论研究工作。他说：“研究工作是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之一。我们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实际情况。我们制定的法律，如果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闭门造车，便绝对行不通。因此，一方面要成立法律室，以便于系统地研究法律；同时又要成立研究室，研究法律理论和实际情况以及立法经验等。”

第三件事，彭真同志重视语言文字工作。记得有一天他叫我过去，问我：“知道‘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句话吗？”我说不清楚，可能是古代文论中的一句话。他说：“这是晋朝陆机的话。”他一边说一边在一片纸上写下这句话：“毛主席改成了‘言不称意，意不称实’，因为他最担心人说的和想的不一致。”彭真同志还说：“人大机关一定要有语言专家，因为法律用语要求十分严谨。”

1993年，我曾跟随曹志同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访问日本议会，日本议会机构里就专门设有一个“语言室”。当时曹志同志跟我讲，彭真同志很重视语言人才，在1982年修改宪法草案时候，专门请了王力、吕叔湘、朱德熙三位语言专家把关。后来我在档案室看到王力先生对宪法草案提的十三条修改意见，每一条都写出建议修改什么、修改理由是什么。例如，草案序言里面有一句话是“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社会的主人”，王力先生在意见中写道：“建议改为：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理由：社会不可能有主人。”朱德熙先生提出，“和”“或”的用法要特别注意，它们的意思是很不相同的，用错了很容易引起法律歧义。

在广东调研期间，有林同志协助彭真同志搞了一个文集初稿，让我编写出文集《目录》。在文集选编过程中，彭真同志有时把他某篇文章的背景和内容讲解一下，由我记录整理，然后送有林同志审改，最后再请彭真同志审定。其中有一篇谈审判和检察关系的文稿，我至今还保留两页有彭真和有林同志修改字迹的手抄件。当时彭真同志说：“审判和检察合一在今天说不是进步的，是落后的，是封建时代的东西，封建时代审判和检察是合一的。”“我们看铡美案这出戏，老包既是审判官，又是检察官，不仅审检合一，而且在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中，老包自己还亲自按铡刀，就连刽子手也合一了。岂不可笑？人和猴子是同一祖先，猴子却是手足不分的，人是手足分开的，审检合一不分工像猴子的手足不分，怎么说是进步呢？”我还聆听过彭真同志讲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建设等问题，讲得既深刻、新颖，又形象、风趣，我听后深受教益。

二

另一位老领导彭冲同志，曾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在此期间，常委会工作报告是由彭冲同志作的。有一年，我们研究室起草了一万多字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初稿，他看后要求删去一半，说不要超过五千字。刘政同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和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压缩到五千字以内。还有一年，报告反复起草修改十多次，最后彭冲同志在场让我们一段一段地念，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改，非常认真。改到没有可改的了，他还要我们再念一遍。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很多代表强烈要求全国人大制定监督法。彭冲同志说，法律一下制定不出来，可先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实践中创造的行之有效的监督经验写进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经大会表决通过也有法律效力。1989年3月28日，彭冲同志代表常委会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就把人大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监督计划和预算的执行以及如何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从程序上、制度上作出了几条具体规定，在监督工作制度化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1990年3月12日，中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相关法律。彭冲同志按照常委会主要领导意见，具体组织和领导监督法的起草工作，还亲自主持召开东北、华东十省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座谈会,对草稿逐章逐条进行讨论和修改，我也是起草组成员。这部草稿虽然最终没有出台,但为以后的监督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

（此文原刊载《秘书工作》2014年第4期，李恒建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