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小故事”映射大进程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处给人以“高大上”之感。60年岁月沧桑，全国人大每一个前进脚步，都伴随着无数个历史“小故事”。这些“小故事”的背后，映射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臻完善的大进程。

　　全国人大开会地点的变迁

　　如今，全国人大会议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而建国初期，全国人大会议是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1952年，怀仁堂扩建工程开工，以迎接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1953年，我国人口已超过6亿。限于会场的规模，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仅1226人。

　　1958年10月，选址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正式破土动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向设计师提出要求：“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人数在3000--3500人之间，全都要坐在头层的池座之中。”

　　1959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来到大礼堂工地视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提出：“主席，这座建筑到现在还没有命名。过去周总理讲过，等建筑物盖好之后，需要请主席命名。”毛泽东问了问情况后思索一下说：“人家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了。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国庆10周年大典前夕，一座能容纳万人的大礼堂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第二年的3月30日至4月10日，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移师人民大会堂。自此，历次全国人代会都在这里召开，人大代表有了自己行使权力的地方。

　　领导人排位顺序的变化

　　在政治新闻的报道中，领导人的排位是有严格规定的。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回忆，委员长和副委员长都是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的常务主席，但最初的新闻报道排名却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后面。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回忆，新华社记者李尚志提出，报道人大会议把委员长、副委员长放在后面合适吗?王汉斌向中央反映了这个问题，中央接受此项建议，从此新闻报道顺序改为先主席团常务主席，然后再是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时，人大常委会的座次排列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首次确认为“根本政治制度”

　　一届全国政协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政权组织形式。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

　　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里提出，“我们国家的大事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这代表我们党正式确定把人大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

　　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介绍：“第一个提出这个提法的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不是代表全党提出的，而是出自他个人的一个讲话。”1951年10月3日，彭真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的党员会议上提到政治制度问题：我们把代行人大职能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定为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彭真给出了理由：第一，这是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把人民组织起来管理国家的组织形式。第二，它是我们党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的、最有效的、最重要的形式，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集中起来，形成共同意志，再坚持下去，监督它的实施，这就是人大制度。

　　杨景宇说：“这是我们在探索当中提出的重大主张，受到中央的肯定，少奇同志在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

　　“八二宪法”草案全民大讨论

　　1982年4月--8月底，“八二宪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这是典型的民主立法。”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说，全民讨论的过程是宪法深入人心的过程。

　　参与过“八二宪法”修订的已故法学家许崇德曾回忆：“我记得，江西省原省委书记杨尚奎提的意见，是亲自用毛笔写的，字体工工整整，而且篇幅很长。”“还有一名东北的工人王银祥，提了四条意见，怕时间赶不上，就花了1/4的月工资，往宪法修改委员会打了一份近二百字的电报阐述自己的建议。”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全民讨论后，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把各方修改意见编成《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意见汇集》，一共五集，分送宪法修改委员会各位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回忆那时的情形：“秘书处根据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经过认真研究，对草案进行了修改。许多重要的好的意见都采纳了，原来草案的基本内容没有变动，具体规定作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总共有近百处，纯属文字的改动还没有计算在内。还有一些意见，虽然是好的，但实施的条件尚不具备、经验不够成熟，或者宜于写在其他法律和文件中，不需要写进国家的根本法，因而没有写上。”

　　这次全民讨论成为公民参与立法工作的范例。

　　从“提名画圈”到差额选举

　　“上面提名单，下面画圈圈”，曾有人如此评价等额选举。

　　建国初，我国人代会向苏联学习，实行的是等额选举。等额选举适应建国初的发展情况。然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改革传统选举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1957年，刘少奇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在谈到来年全国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问题时说：候选人可以多于应选人数。同年，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就实行差额选举问题取得共识，只等做出具体的法律规定。

　　然而，实行差额选举的意见被搁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刘政分析，以前受“左”的观念影响，差额选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办法。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选举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一律由选举产生;这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把差额选举办法延伸到选举地方政府领导人员、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上来。

　　这意味着，无论是选人大代表，还是选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都要实行差额选举。

　　从一审制到多审制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介绍，过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没有规范一定的审议程序，有些法律草案有关部门在常委会举行会议的前一天才送来，就要求该次会议通过。常委会没有时间进行认真研究与审议。

　　1983年3月，彭真在委员长会议上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的程序：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法律草案，由委员长会议提出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意见，经常委会同意列入议程后，先在常委会会议上听取法律草案的说明并进行初步审议，然后将法律草案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修改建议;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将法律草案和有关资料带回，进行研究，在下一次或者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再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

　　1987年，这一规定写进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因此，六、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案的审议一般要经过两次会议才能交付表决。杨景宇提到：“起码两审，并不是说限于两审，可以提交下次或者是更下次讨论，最后意见还有分歧，再研究、再修改，第三次再通过。”

　　到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草案的审议一般实行“三审制”，审议程序更加完善。

　　一波三折加入“议联”

　　议联的全称是各国议会联盟，是当今历史最久(1889年成立)、规模最大(184个成员)、最具影响力(号称议会界的联合国)的国际议会组织。

　　全国人大当初申请加入议联的经历，可用八个字形容：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其实，议联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主动与我国联系，每年都将大会的决议和会议纪要寄到我国来，但当时全国人大还没有成立，加入议联的组织条件不具备。

　　1954年9月，全国人大正式成立，组织条件具备了。之后不久，全国人大就将加入议联的事情提上日程，并开始进行各项准备，紧锣密鼓，有条不紊。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大会秘书长彭真分别致电议联主席、秘书长并给第44届大会(会址为芬兰的赫尔辛基)主席发去了电报，通知中国全国人大将组成“人民代表团”参加议联，并派代表出席赫尔辛基大会。此后几天，人大通过了加入议联的有关决议和章程，选举彭真为人民代表团主席。8月6日，人民代表团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组成了以彭真为团长的出席议联第44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8月9日，代表团秘书长李一氓提前飞赴赫尔辛基进行前期准备，《人民日报》还为此发了消息。一切准备就绪。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加入议联是肯定无疑的事情，议联圈子里也是一片支持声。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然而就在李一氓抵达赫尔辛基第五天，突生变故，中国的申请突然受阻。由于美国代表威胁退出议联，执委会决定延期讨论中国参加议联的申请。赫尔辛基大会之后，议联又多次讨论中国加入的问题，均因美国的阻挠而未果。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议联数次与我方接触，主动提出希望中国尽快加入议联。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出于国际和国内局势的考虑，我方婉拒了议联的提议。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1983年12月8日，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全国人大加入议联的决议，此后不久组成了代表团。1984年4月2日议联举行第71届大会，通过了接纳中国全国人大为议联正式成员的决议。耿飚副委员长率全国人大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议联大会的会场上。

　　此时，距离1955年的赫尔辛基大会已经过去了30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唐朵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