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彭真深思的“三个关系”

　　处理好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如何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杨景宇曾长期在彭真身边工作。他回忆说：“彭真同志强调，在我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领导、遵从人民意志、严格依法办事，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

　　“彭真同志认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政权建设，需要处理好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杨景宇说，“为了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彭真同志作了深入研究和严肃思考。”

　　执政党与国家政权

　　彭真一贯坚定坚持党的领导，他认为这是历史的结论、是人民的选择。杨景宇说：“彭真同志讲过，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许多仁人志士都在寻找出路，争论来争论去，不外就是一个问题：谁领导，走什么道路。实践最终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如何正确地坚持党的领导?杨景宇说：“彭真同志明确提出，共产党执政后，凡是国家的事情，关系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光是党讨论决定还不行，还必须同人民商量，通过国家政权作决定。按照宪法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大。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不矛盾。党的领导，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政治领导、方针政策领导。党的决定是政治性的，不是法律，没有强制力，只能靠说服教育，不能强制推行。党的意见只有同人民的意见结合起来，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才能成为宪法、法律，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都必须遵循的活动规范和行为准则。”

　　彭真在主持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反复强调，宪法序言规定：全国各族人民、各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组织、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当时他讲，‘各政党’当然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各族人民’当然包括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共产党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也讲了，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杨景宇说。

　　人大与“一府两院”

　　在中国，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制定法律，并就国家重大问题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在这个前提下，又明确划分了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这样的体制，既可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同时又能使“一府两院”依法各负其责、互相配合，保证国家各项事业有效进行，集中力量办大事。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彭真说，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同政府的关系，一个是权力机关，一个是它的执行机关。省级人民政府有两个“婆婆”，一个是省级人大和它的常委会，一个是国务院。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同政府的关系上，方针不是“唱对台戏”，但也不是等因奉此、不问是非的“橡皮图章”，方针是实事求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据，以宪法、法律为准绳，是就是，非就非。对的，就肯定，就支持;错的，就否定，就纠正。它错了，违法了，你也不管，那还怎么代表人民?

　　彭真说，人大常委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主要是监督它是否违宪、违法，是否正确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人大常委会不要代替政府工作，不要不恰当地干扰政府工作，只管重大原则问题。至于具体工作，还是由政府去办比较好。重大原则问题，该管就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日常工作问题不必去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个人与集体

　　彭真说，人大是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集体有大权、个人没有权，不是个人负责制，而是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基础上高度集中。

　　杨景宇回忆，彭真同志多次说，“民主是需要花时间的，不能怕麻烦”。1983年8月25日召开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前，研究为会议审议几个法律案安排的时间，彭真说：不是安排讨论四天吗?四天不够就五天，要多少天就多少天，总之要把问题搞清楚。一言堂，五分钟就解决了，行吗?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行。

　　杨景宇说，为了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实，推进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规范化、程序化，彭真同志提出的两项措施是开创性的：一是，法律案由“一审制”改为“两审制”，经过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才付表决。实际上，有些法律案由于牵涉复杂问题，为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统一认识，经过多次审议才获通过。二是，审议议案，特别是重大的法律案，除分组审议外，又增加了联组会议制度。在小组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把各小组集中起来召开联组会议，展开讨论重大问题，便于各种不同意见展开讨论、甚至辩论，经过反复协商，以求达成共识。“这两项举措看似立法程序的改进，实质上成为推进民主立法的制度性突破”，杨景宇说。（记者 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