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有中国特色的类型法治

　　□郝铁川

　　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就围绕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法治差异展开热烈讨论,大体可分如下两种意见:

　　一是认为这些差异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造成的。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因循守旧,西方则崇尚奋进图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为何存在这一差异?是因为中西对“自由”持有不同理念:“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略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多夸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西方崇尚自由,中国过去崇尚专制,因而造成中国落后；未来中国应该改变固有理念。

　　二是认为中西差异是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类型文明造成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归结起来有三种:一是遇到问题,向前面下手,改造局面,也就是奋斗的态度。二是遇到问题,随遇而安,不求奋斗,而是求自我的满足。三是遇到问题,就想取消问题和要求。梁漱溟认为,西方、中国、印度的文化分别体现了这三种生活的态度,具体说来:西方文化走第一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走第二路向,是以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走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的。

　　若是单论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当然属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中西”之争的实质是“古今”之争。但如今我们立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贯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的一根红线是坚持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那我们就有必要思考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类型法治”,还是一种阶段差异决定的后进追赶先进的“追赶型法治”。

　　毫无疑问,现在党和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法治”,是可以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并立的一种“类型法治”,不是像一些人所想象的仅仅是一种“补课”式的法治。

　　世界各国各地区,只要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WTO规则基础上的法治,肯定都具有共同性。但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千差万别,其法治也肯定具有差异性。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一种人类众多法治文明类型中的一种,有哪些成分会构成它作为独特类型的要素呢?

　　第一,中华法系的成分。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者就是中国了,很难拒绝悠久深厚的中华古老文明的影响。当年鼓吹全盘西化那样尽力的胡适先生,曾创造了不少出撕心裂肺的西方式婚外恋情故事,但最终还是和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的小脚女人江冬秀厮守终生,这形象地表明历史传统不是那样容易被割断的。试看今天的死缓制度、人民调解制度、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不都带有历史的痕迹吗?

　　第二,以社会主义成分为主、同时吸纳资本主义某些成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侵略者输进了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索两者之间的结合、利用问题。孙中山就把自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更是大胆地借鉴资本主义于我有用之物,这在民商立法、司法改革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计划经济法治的成分。虽然计划经济法治已从根本上被市场经济法治所取代,但它们的某些成分(而非整体)对今天仍然有用。例如,过去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如今被改成了规划,显然是一种借鉴。过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仍然在今天的宏观调控、产业调整等领域有所运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形成法律规范和社会规范相结合、法治实施体系、法治保障体系、法治监督体系等方面的合力,显然透视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在发挥功效。

　　不过,由于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一些具体法律制度和实施办法,到底是我们的“法治类型”固有、因而会长期不变,还是会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发展而被更好的东西所取代,是一种阶段性现象,还有待我们徐徐观察。毕竟我们的法治国家目前还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作者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导)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