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的试点工作，认为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成效开始凸显，未来要积累更多经验，为深化改革打下良好基础。

　　“报告指出，试点一年多来，适用速裁程序审结的刑事案件15606件，占试点法院同期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的30.7%，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12.82%。这说明速裁试点工作是进展顺利、富有成效的。”李连宁委员说，不仅能够及时打击犯罪，还能有效节约司法成本，成效是明显的，应对试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从试点情况来看，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平稳有序，特别是刑事诉讼效率明显提高，当事人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陈秀榕委员说。

　　分组会议上，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斌分享了武汉市试点一年来的经验，并结合实际在适用罪名、条件等方面提出改进的建议。“一是扩大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如诈骗、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罪，基层法院受理的这类案件绝大部分情节较轻，实际判处刑期基本都在有期徒刑一年以下，且犯罪事实也较清楚、简单，符合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要求。二是放宽对累犯、再犯等条件的限制。实践中大量轻微的刑事案件，即便是有累犯、再犯的情节，判处的有期徒刑也都在一年以下，因此，放宽该条件的限制，能让占基层法院受理案件较大比例的盗窃犯罪等适用刑事速裁程序。”赵斌说。

　　龙超云委员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试点的刑事速裁程序适用范围过小，不能充分发挥速裁程序的功能优势，建议将案件范围界定在案件事实清楚，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陈光国委员在本次会议召开前专门做了调查研究，他将基层法院、检察院的意见建议带到了会上。“当速裁案件转为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审理时，被告人出具的具结书和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是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检察机关按照速裁程序制作的起诉书是否需要变更？希望在这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有的基层法官提出，他们不仅没有感觉到工作量减少，反而认为工作紧张程度增加，主要问题在于速裁程序虽然简化了庭审过程，但庭前、庭后工作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点法院适用速裁程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陈光国说，“有些同志建议，最高法能不能对速裁的审理程序进一步优化，以便在案件审理时采用更加机动、灵活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董中原委员建议加大宣传教育工作。“选择速裁程序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让他们充分了解这一制度，并判断这一制度对他们的利弊得失，是积极稳妥推行速裁程序的关键。未来，可编写简明扼要的折页手册，对这一制度进行宣传。”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