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中国行政法研究会名誉会长　应松年 

　　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周成奎 

　　中国立法学研究会会长　张春生

　　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行政程序法”研讨会上，中国行政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应松年、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周成奎、中国立法学研究会会长张春生，就中国行政程序的立法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

　　记者：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如何理解行政程序的重要性？

　　应松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并提出了多项具体部署。其中，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等多项部署要求都是涉及行政程序的，特别是明确提出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实践充分证明，程序是实体的保障，是实体能按照既定轨道得以准确落实、最终实现目标的重要保障。程序越规范科学，实体行为就越有章可循，经济社会发展就越井然有序。目前，我们亟须推进行政程序的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记者：在完善程序制度方面，我们目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应松年：近20年来，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的进行了努力：

　　第一方面是从分散的程序制度着手。长期以来，我们重实体轻程序，缺乏对行政程序规范化、制度化的足够重视。直到行政诉讼法制订以后，才有相关立法部门和学者着手考虑制订程序法，但是当时立法条件并不成熟，很难立即组织制订行政程序法。因此，当时国家从几个重要的行政行为开始，先后制订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程序制度。

　　今天，程序正义越来越被提及和重视，百姓也愈发通过合法程序维护合法权益、表达利益诉求。比如说水价要不要上涨，很多地方都会事先自发组织开展听证会等活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深刻认识到，单独的、分散的行政程序立法是不够的，确实需要统一立法，使得那些难以单独制订的、而实践当中又非常需要的行政行为，都能实现有法可依。这样也能避免不同法律对同一行政行为的重复规定，节约立法成本。

　　另一方面是很多地方开始探索制订行政程序规定，甚至考虑将其进一步上升为地方性法规，这些努力也为我们制订全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积累了经验，做足了准备。

　　记者：当前，推进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时机成熟了吗？

　　周成奎：现在是一个推进行政程序立法的好时机。

　　第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那么，基本建成的标准是什么？根据中央部署，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标准：要依法制订、行使、制约、监督权力；要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要推进综合执法；要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行政程序的规范化、制度化是一项重要工作。五中全会提出，各个领域的基本的制度都要形成，行政程序属于基本制度，行政程序方面我们仍存在很多的制度漏洞，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行政程序立法自然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二，行政程序是决策科学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但是也有不透明、不规范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当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程序问题。

　　第三，严格按程序办事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保证人民主体利益，我想不只是我们的发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实现政府活动始终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这方面也离不开行政程序对行政活动的规范。

　　张春生：行政程序经历了一个由附属物到独立存在、由零散到相对系统、由低层级向高层级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逻辑。认识是一步一步来的，一开头就搞一个法典式的行政程序法，不但写不出来，到了地方也执行不了。现在，我觉得应该提上日程，现在积累的条件够了、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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