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遏制交通肇事逃逸犯罪？人大代表支招

針對人民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案件急劇增長的問題，近日，河南省鄧州市人大常委會組織部分人大代表進行了深入調研。就該問題的成因、危害進行了深刻剖析，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對有效遏制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代表們通過深入市法院刑事審判庭了解到， 全市2010年交通肇事犯罪案件76件，其中逃逸14件，佔18%﹔2011年交通肇事犯罪案件122件，其中逃逸45件，佔36%﹔2012年交通肇事犯罪案件160件，其中逃逸73件，佔44%。由於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急劇增長，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損害，成為產生社會不穩定因素的“重災區”。社會各界對此頗有微詞。

交通肇事后為何選擇逃逸？通過對法院的司法實踐了解到：首先對交通肇事逃逸的被告人處罰輕。從鄧州市法院2010年至2012年統計的數據看，交通肇事逃逸案件83件，隻有5件因交通肇事逃逸沒有給予經濟賠償的被告人判了實刑，其余的均被判了緩刑，緩刑率佔整個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94%。對於交通肇事逃逸沒有投案自首情節，但隻要對被害人給予了經濟賠償，基本上也都給判處緩刑，《刑法》對於交通肇事逃逸的被告人震懾力不大。其次對交通肇事案件在自首的認定上存在著不合理性。例如，對有些肇事者在交通肇事發生后沒有離開現場，並主動報案且供述自己犯罪事實的，卻沒有按自首認定。而對那些肇事后逃逸的，在相隔一段時間后（有的甚至多年）到偵查機關投案，供述自己犯罪事實的，往往按自首認定。被認定為自首的交通肇事逃逸的被告人，如果對被害人或被害人近親屬賠償經濟損失的，就具備了從輕處罰情節，在量刑時更有可能被判處緩刑。因此，肇事者在經過權衡之后，往往選擇了逃逸。其三交通肇事者不逃逸的被採取強制措施的可能性大。交通肇事的當事人不逃逸的，在案發現場或案發的當天，在來不及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的情況下，就很有可能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而交通肇事逃逸的當事人，一般情況下在逃避一個時期后再選擇投案，期間如果對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進行經濟賠償的，在投案的當天就可能被公安機關辦理取保候審，可以免除被限制人身自由之苦。由於上述因素，使交通肇事者在心理上形成了“逃逸”優於“不逃逸”的意識。因此，交通肇事者權衡后往往就選擇了逃逸。

交通肇事逃逸的危害應引起高度重視。一是被害人得不到及時救治。交通肇事案件與其他刑事案件不同，有其一定的特殊性，被害人受到傷害后，尤其是在夜間或行人稀少的偏遠地帶，肇事者既是當事人，也是被害人獲得及時救治的最直接的幫助者，實踐証明，交通肇事的肇事者隻要沒有逃逸的，大都能對受害者進行及時救治，實施幫助。如果交通肇事后，肇事者逃離事故現場，置受害人於不顧，被害人將失去救治機會而喪失生命。二是被害人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交通肇事逃逸后，有的肇事者抱著饒幸心理，長期潛逃，逃避法律的制裁。在肇事者逃跑期間，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親屬的經濟損失就得不到及時賠償。交通肇事者得不到應有的法律處罰，其心理創傷無法得到撫慰，他們往往就會產生報復肇事者或肇事者近親屬以及報復社會的復仇心態，極有可能造成二次傷害，有的可能進省赴京上訪，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三是浪費司法資源。交通肇事責任認定對現場保護有更高的要求，肇事者一旦逃逸，將進一步增加辦案難度。案件起訴到法院后，凡有逃逸情節的交通肇事案件，被害方對被告人懷有極大的不滿情緒，使刑事附帶民事部分難以調解，有的刑附民案件不得不延長審限，浪費有限的司法資源。

如何遏制交通肇事逃逸行為的發生？代表們調研后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議。

首先，在立法上要做到揚善懲惡，《刑法》作為懲治交通肇事犯罪的重要工具要充分體現這一司法院則。建議完善法律規定，要科學認定投案自首行為。將交通肇事在肇事后沒有逃離事故現場，且主動報案，如實交待自己犯罪事實，應在法律上明確界定為自動投案。如果肇事者自覺接受司法處理的，應按自首認定。交通肇事案件有其特殊性，譬如現場保護的重要性，肇事者對受害者及時救護的關鍵性等，如果在立法上不具體的給予明確，就體現不出交通肇事案件的特殊性，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把沒有逃逸、自覺認罪、且自覺接受司法處理的肇事者不按自動投案認定，而把逃逸后又投案的則按自動投案認定，這樣一來，鼓勵了交通肇事者逃逸﹔同時，有必要對《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規定進行修改和完善，將法定最低刑三年改為四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其理由是：該條規定不適應當前形勢需要，據調查，近幾年車輛增加的數量、發生交通事故的數量、交通肇事逃逸的數量每年都成倍增長。加之近幾年保險業的介入給肇事者在經濟賠償上減輕了很大的壓力，有的根本就沒有壓力。有些肇事車輛發生事故后，經保險公司理賠，交通肇事者不需掏自己的腰包。且交通肇事犯罪后隻要賠償到位，即使有逃逸情節的，也大都被判處緩刑。所以《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在目前的情況下，對交通肇事犯罪分子產生不了多大的威懾力。如果將《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交通肇事逃逸的最低刑改為四年至五年，不但在刑法制裁上對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分子敲了警鐘，而且在司法實踐中使此類案件的法定最低刑不能低於四年，按照《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相關條件的，才有可能判處緩刑。而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最低法定刑是四年，即是對此類犯罪分子按最低法定刑量刑，也不具備判處緩刑的條件，限制了司法操作上就低不就高的隨意性，減少對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分子緩刑的適用。

其次，在處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實際工作中，應採取得力措施，最大限度遏制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發生。對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嫌疑人不能隨意辦理取保候審。據統計，目前對於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嫌疑人），隻要對被害方給予經濟賠償的甚至有的沒有作出經濟賠償，在法院沒有作出判決前，幾乎全部辦理了取保候審。還有的交通肇事逃逸者當日投案，當日就被取保。據調查，依據《刑訴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的規定，給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嫌疑人辦理取保候審並不可靠，因為在現實中出現過交通肇事逃逸者取保候審后逃避法律制裁，長期不歸案的有之，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審期間又再次發生交通事故的有之。也就是說取保候審的辦理者對被取保候審人取保候審后再次發生社會危險性，沒有決定性的把握，只是靠自己所謂的“預見”來辦理取保候審。這樣的取保候審辦的越多，其負面影響就越大。另外從審判環節來看，取保候審的被告人不能及時到案，辦理取保候審的刑附民案件難以調解等情形經常發生，增加了辦案難度。因此建議：嚴格取保候審的使用，尤其是交通肇事后被告人對被害人及被害人的近親屬沒有作出經濟賠償的﹔對於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嫌疑人在判決前被有關機關辦理取保候審的，在案件起訴到法院后，法院要利用職權，立即變更強制措施，逮捕收押﹔法院要運用現有法定刑，對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分子除個別有兩個以上法定減輕情節和一個酌定從輕情節的可以判處緩刑外，其余一律不判緩刑﹔對交通肇事逃逸時間達到三年以上的，在判處刑罰時，首先在不判處緩刑的基礎上，應考慮逃逸時間每增加一年追加刑期三至六個月。這是因為犯罪嫌疑人逃逸時間長，其主觀惡性大，給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傷害大，社會影響大。並在進行民事賠償或附帶民事判決時，還應考慮讓被告人承擔被害方經濟損失總數額的利息。讓長期逃逸的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處罰上和經濟賠償上都佔不到便宜。

總之，代表們調研認為，要在立法上和實際操作當中，將交通肇事逃逸的與不逃逸的，逃逸時間短的與逃逸時間長的，在刑事處罰上拉開距離，讓交通肇事逃逸者確實感到逃逸會給自己帶來的不利后果，促使交通肇事者放棄逃逸的念頭，才能有效盡快遏制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高發，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

（河南省鄧州市人大常委會 孫中林 王琪琳 張玉敏 李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