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巴平措:從雪域高原走來的國家領導人

他出生於一個普通藏族家庭。從技術員、車間主任、廠長、副局長，到縣委書記、地區專員、地委書記、拉薩市委書記、自治區主席、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對自己的成長過程，他多次真誠地表示感恩：“從基層工作到現在這個崗位，我離不開黨的培養，離不開各族人民的信任，離不開同志們的關心、支持和幫助。可以說，我遇到了一個好時代，遇到了一些非常開明、高度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領導同志。”

記者曾於2010年8月在拉薩採訪了向巴平措。那時他任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那次，他身著藏藍色西裝，系著藍色斜條紋領帶，身材修長，面部輪廓清晰，高高的鼻梁上架著淺棕色眼鏡，眉宇間透著英氣。他講一口標准的普通話，語調平順，語言質朴，給記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風度儒雅。近兩個小時的談話，向巴平措淵博的知識、務實的作風、淡定的氣度，更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

前不久，記者再次採訪了向巴平措，此時的他已升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地點則是他在人民大會堂的辦公室。

這位農奴出身的國家領導人向記者講述起很多年以前，到北京參加中央黨校第二期中青班學習的往事。一個肩背用草繩系著的兩行李包的藏族青年風塵仆仆地到中央黨校報到。那是1981年，34歲的向巴平措來到北京……記憶的閘門緩緩打開，向巴平措回憶說：“我當時肩上挎著兩個行李包就去了。班主任問我，‘你怎麼這樣就來了啊！’我回答說，我們在西藏就是背著個糌粑口袋跑工作的，都習慣了。”

昌都老家有棵大柳樹

向巴平措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區昌都鎮一個普通藏族家庭，全家以種菜為生。他告訴記者：“我的童年是在苦難中度過的。常聽老人們講，那時候，農奴和奴隸除了天上的太陽、月亮和空氣，什麼也沒有。”1950年，解放軍解放了昌都。這成為昌都乃至西藏歷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向巴平措的命運由此改變。

“我這個年紀的一代人出生的時代正好，五星紅旗插在了昌都鎮，那年我3歲。” 向巴平措娓娓道來，“在我的老家有一棵大柳樹，大樹周圍住著5戶人家。解放軍來了，農奴翻身得解放，幾家人的命運發生了徹底改變。大柳樹下這幾家人的孩子大都從那裡走了出來，有兩位擔任了省部級領導干部，有三位擔任了地廳級領導干部，還有幾位擔任了縣處級領導干部。因此，有人開玩笑說那棵大柳樹的風水好。其實，我們心中的那棵大樹就是共產黨。沒有解放軍解放昌都，沒有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沒有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和全國人民的無私支援，哪有藏族人民的今天。我1947年出生，屬豬。出生日期記得不准確，隻知道大概是八九月份出生的。我是在上大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的，5月6日——那是我永生難忘的一天！在我心裡，共產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把入黨作為自己的再生。從此，我的各種証件表格上填寫的出生日期全都是5月6日。”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為保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悍然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全面武裝叛亂。3月2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政府職權。3月28日，成了一道分水嶺：一邊是歷史中農奴制的舊西藏，一邊是現實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西藏。

向巴平措感慨地說：“我遇到了一個好時代，有機會上我們黨創辦的西藏第一所小學。當時我上的這個學校都是混合班，班裡有三分之一是漢族學生。學校用藏漢‘雙語’教學，老師要求我們在學校既講藏語，也說漢語。我們那所學校的老師水平很高，有很多老師是隨軍進藏工作的漢族領導干部的家屬，有好幾個老師曾經是大學講師，學習氛圍特別好。能上這樣好的學校，我很幸運。”

1970年，向巴平措進入昌都地區農機廠工作。兩年后，他被選送到重慶大學學習。之后，從技術員、車間主任、廠長、副局長，到縣委書記、地區專員、地委書記、拉薩市委書記、自治區主席、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對自己的成長過程，向巴平措多次真誠地表示感恩：“從基層工作到現在這個崗位，我離不開黨的培養，離不開各族人民的信任，離不開同志們的關心、支持和幫助。可以說，我遇到了一個好時代，遇到了一些非常開明、高度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領導同志。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必須盡職盡責、勤勞扎實地做好黨和人民交付的各項工作。”

“我有記筆記的習慣”

談到擔任副委員長后工作生活的變化，向巴平措說：“我到全國人大以后，外事活動比在西藏自治區多了一些。像2013年7月作為習近平主席的特使應邀赴蒙古國，出席蒙古國總統查希亞•額勒貝格道爾吉的就職典禮﹔2013年9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歐盟人權事務特別代表蘭布裡尼季斯，與他們就人權事務和中歐關系進行了交流﹔2013年10月應拉美議會邀請，率全國人大代表團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拉美議會在巴拿馬城舉行的第二十九屆年會。此外，在北京還會見了一些外國議會等團組。除了參加日常會議和人大安排的活動外，我的時間大多用來學習充電。每天到辦公室學習中央文件，閱讀報紙雜志、各種內參資料。”

向巴平措的閱讀涉獵面較廣，尤其對中華文化、國學方面的書比較感興趣。 “我喜歡看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和文章，論述詳細、信息量大，比較關注我們國家改革和社會發展方面的熱點問題。現在咱們國家到了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不多掌握一些各方面的知識，很難跟上形勢發展的步伐。同時也看一些文史資料。到了人大以后，注重看一些民主法制方面的書……”向巴平措一邊說著，一邊拿出幾個本子給記者看，“我有記筆記的習慣。除參加會議作記錄外，我還把中央文件的要點部分，中央領導講話特別是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要點，以及書裡讀到的精彩片斷等做一些文摘，寫在本子裡……”

“人大是個溫馨的集體”

談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向巴平措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與此同時，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不斷推進，公眾對人大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現在全國人大立法任務也非常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但還要不斷完善，裡面‘裝修’的任務還非常重。隨著經濟發展、改革深化，現在需要完善、修改和制定的法律越來越多，因此立法層面任務相當重。從監督層面看，人民群眾確實對人大寄予厚望。現在媒體監督比較到位，很多問題都是由新聞部門和媒體報出來，然后加以改進，得到解決。人大的監督和人民群眾對我們的期望還是有差距。”

向巴平措又補充道：“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工作雖然還不到一年，但我總的感受是，履職意識和水平明顯增強。無論是立法還是監督，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常委會會議上，無論是委員，還是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都很積極地發言，常常使得分組審議的時間比以往延長許多。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做了比較充分的准備，發言中的套話較少，穿靴戴帽的不多，大都直接切入主題，談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談問題也不回避，直截了當，談修改意見也是經過認真思考以后提出的。此外，常委會黨組會議、委員長會議民主氛圍濃厚，尤其是對一些重要問題的討論，注意聽取大家的意見。德江委員長領導經驗豐富、思維敏捷，對人大工作的定位把握得准，充分體現了黨的意圖、人民的意願。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首先要學習好、領會好中央精神，不辜負黨中央的期望，也不辜負人民群眾的期望。委員長會議組成人員來自方方面面，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特點，社會閱歷比較豐富。大家工作相互配合，工作的氛圍還是挺好的。人大工作涉及面廣，標准高、要求嚴。全國人大各個部門的同志能力強、素質高，對工作熟悉，基礎工作很扎實，提交大會審議的各項議程在會前都深入調研、充分論証，會上各項議程的審議進展得都很順暢。這說明，人大會外的工作量很大，人大工作‘功夫在詩外’。”

“民族工作需要干的事不少”

向巴平措有著超強的記憶力，經常是一連串的數字脫口而出。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問題上他始終有著緊迫感，他說，“全國人大常委會2013年監督工作計劃要求，圍繞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實施情況進行專題調研。重點調研民族區域自治法貫徹實施情況及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包括：如何進一步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影響和制約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困難和問題、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方面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少數民族合法權益的保障情況等，以及貫徹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規、規章、具體措施和辦法的制定實施情況。我帶隊去了兩個地方，廣西和貴州。”在向巴平措看來，對於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貫徹確實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這些地方民族特色非常鮮明，縱向比發展速度也很快。2012年，廣西地區生產總值達13031．04億元，比上年增長11．3％，人均生產總值達到4427美元﹔2012年，貴州地區生產總值實現6802億元，人均生產總值達到19600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87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753元。執法檢查一路走下來，我們看到青山綠水、鳥語花香，雖然物質還不夠富足，但當地百姓的那種幸福感並不亞於大城市的居民。一方面，民族的風俗文化越凸顯，對旅游的吸引力越強，現已經看到形成良性循環的局面。政府採取資金項目傾斜、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政策和措施，使民族地區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基礎設施普遍改善，生態環境持續良好。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還是面臨很多困難和問題。我經常說，咱們國家明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個地方起點不一樣，基礎也不一樣，條件也不一樣，但是要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一樣的，時間是一樣的。有些地方收入還是比較低，盡管自己和自己比較增長幅度很大，從發展速度上看在全國名列前茅，但是百分比的含金量不一樣。我們去的個別地方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兩三千元，而發達地區的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則達到上萬元。雖然發展速度快，但是實際差距有些地方是在拉大，不是在縮小。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任務也很重。去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農村扶貧開發工作情況進行了專題詢問，從國務院扶貧辦給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中了解到，全國貧困面20%以上的是西藏、新疆、貴州、青海、甘肅等地區，就是說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數民族比較多的地方仍然是貧困的重點。貴州1019萬貧困人口中，少數民族佔60％以上，全省50個國家扶貧開發縣和934個貧困鄉鎮中，分別有36個和719個在民族地區，全省國家扶貧開發縣平均貧困發生率超過15％，最嚴重的晴隆縣高達19.7％。廣西2012年年底有農村貧困人口755萬人，佔全區農村戶籍人口的18％，貧困面大、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這些地方是中央重視程度最高，下的功夫最多的。除了我剛才講的基數問題，還有歷史、資源、人才等諸多方面原因造成這個情況。現在我們國家發展太快了，少數民族地區，邊疆、貧困地區，起點不一樣，環境不一樣，條件也不一樣，如果離開了中央的支持，會形成更大的反差。因為我自己就是少數民族，所以我常說,我們自己也要處理好‘離不開’和‘不依賴’的關系，通過自身主觀能動性，激發自身的活力才能更快發展。總之，民族工作需要干的事不少。”

“更好地發揮代表的作用”

有著三年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工作經歷的向巴平措說：“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每一位人大代表都是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這是主體。因此，我歷來主張盡可能地把人大代表的主體地位體現出來。立法也好、監督也好，人大代表確實是巨大的力量。西藏人口少，3.4萬人大代表，我看了一下，有的省人口多，大概有10多萬人大代表，加起來我們國家各級人大代表大概有200多萬人。如果每個人大代表都真正發揮代表人民和聯系人民的作用，這個力量是了不得的。比如環境保護方面，每個代表都應有這個職責，在全國星羅棋布的每個代表都盯住這件事該多好。我們和代表的聯系很重要，我在西藏自治區人大工作的時候規定了一條，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必須到自己的選區去，一定和選民講一講，你們選了我，我是怎麼履行職責的，問問選民們還有什麼要求。德江委員長非常重視和代表的聯系，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的角度也好，從人大自身工作角度也好，從代表的屬性也好，對充分發揮代表主體作用非常重要。德江委員長提出委員長和每一位副委員長都聯系幾個基層人大代表，直接聽基層代表反映民意，改進我們的工作。現在，德江委員長進一步提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每位委員也都要聯系幾名基層人大代表。”

委員長直接聯系基層代表在全國人大史上還是首創。談到自己對這項工作的心得體會，向巴平措說：“我原來在西藏工作過，就在西藏找了兩名代表，一名是昌都地區的村黨支部書記，另一名是那曲地區從事醫療衛生工作的藏族同志。他們長期生活在西藏艱苦邊遠地區，扎根在最基層。我想，通過他們能夠反映出西藏最艱苦、最基層群眾的民意。另外，我還分別在雲南、貴州、四川、內蒙古選了4名代表，這些同志文化程度普遍較高，有民主黨派的，有教育方面的，也有其他方面的。我聯系的這6位代表，有蒙古族、羌族、藏族、瑤族的，也有漢族同志。這種聯系方式也同我在全國人大分工聯系人大民委工作相銜接。通過加強與基層代表的聯系溝通、加強代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溝通，我相信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來源：《中國人大》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