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敲詐泛化折射傳播新挑戰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全面到來,尤其是自媒體的崛起,新聞敲詐呈現出泛化的趨勢,所滲透的社會層面更廣,造成的負面影響更深

　　□杜曉

　　新華社近日曝光了一系列新聞敲詐的招數:冒充“央媒”記者敲詐,一開口就要20萬元﹔盜用正規期刊刊名、刊號,假雜志比真的還要“高大上”﹔假記者背后有真記者撐腰,敲詐不成就予以曝光……假記者、新聞敲詐猶如新聞領域的“頑疾”。

　　用頑疾來形容新聞敲詐之於新聞行業可謂是恰如其分。媒體人被喻為社會責任的守望者,輿論監督正是這一角色定位較好體現。但往往真理向前走一步就成謬論,輿論監督一旦被濫用,摻雜進太多利益因素,就走向新聞敲詐的不歸路。許多當初懷抱理想投身於新聞行業的人,一旦從新聞敲詐中嘗到甜頭,常常難以自拔,實在令人扼腕。

　　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敲詐就已經是個令人十分頭疼的問題。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全面到來,尤其是自媒體的崛起,新聞敲詐呈現出泛化的趨勢,所滲透的社會層面更廣,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多,亟待引起高度警惕。

　　新聞敲詐泛化主要表現為從事新聞敲詐的人員已不局限於專門的媒體從業人員,進行新聞敲詐的平台也不局限於傳統媒體,許多社會閑雜人員、不法分子以及與媒體存在各類交集的人員都參與到新聞敲詐活動中來,共同匯聚成新聞敲詐的濁流。去年,在打擊網絡謠言行動中被抓獲的周祿寶、格祺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並不具備正規媒體從業資格,但是所從事敲詐的手法與新聞敲詐類似,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更要超出許多傳統媒體新聞敲詐行為。

　　造成新聞敲詐泛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媒體平台的開放性、多樣性所致。傳統媒體屬於相對稀缺的資源,從業人員具備一定門檻,經歷長時期發展也形成系統的職業倫理,客觀上對新聞敲詐構成有力約束。但是網絡媒體,尤其是自媒體如微信、微博等,則幾乎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平台,不需要任何門檻,而在傳播效果上卻絲毫不遜色於傳統媒體,出現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狀況在所難免。

　　新聞敲詐泛化背后更深刻的課題,是人們應該如何應對媒介及其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我們斷然不能小視媒介發展對於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深遠影響。傳播學者麥克盧漢在解釋他的名言“媒介即訊息”時認為,“人類每引入或發明一種媒介,那麼,媒介本身會作為人的某種功能的延伸,必然會為人類的社會或生活帶來某種新的尺度和形態”。這是麥克盧漢對媒介在人類社會發展中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新媒體所造成的巨大沖擊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新的尺度和形態”有正面也有負面,新聞敲詐泛化擾亂社會秩序、損害社會公平,正是不折不扣的負面典型。

　　盡管麥克盧漢對於媒介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始終持有樂觀態度,但一味樂觀是不可取的,因為基於信息技術的新媒體本身面臨著某種倫理和契約的斷裂。傳播學者曼紐爾·卡斯特在描述網絡社會的崛起時說,“這是一種轉瞬即逝的文化,是由一個個策略決定的文化,是經驗與利益的混合體,而非權利與義務的憲章……”

　　積極應對新媒體挑戰是時代賦予人們的必修課。這一課題看似宏大,答案實則簡單。在現代社會孕育成長的年代,人們充分意識到法律才是自由和秩序最好的守護者。對於當前這樣一個技術驅動下媒介突飛猛進的時代同樣如此,隻有堅持依法管理、遵循法治軌道前行,讓法律的進步和完善與媒介發展同步,才能帶來真正的信息傳播自由,讓類似於新聞敲詐這樣的負面現象徹底失去生存土壤,才能確保信息傳播活動與整個社會利益最大化保持高度一致。

(來源: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