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機關採納了我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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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朱磊整理

　　雖然時間過去了將近十年,但中國財稅法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劉劍文依然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

　　2005年9月27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在北京舉行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准立法聽証會。這是立法法規定聽証制度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立法過程中首次舉行聽証會。劉劍文作為公眾陳述人之一,見証了這一在我國立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聽証會。以下是他的口述實錄:

　　我是從網上得知要舉行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准立法聽証會消息的。看到聽証會面向社會公開征集公眾陳述人,我一直從事財稅法方面的研究,所以決定報名參加這次聽証會。當時的想法是,個人所得稅和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希望能夠借參加聽証會的機會將自己的觀點闡述出來。經過遴選,我和其他39位報名者被選中進入40名候選公眾陳述人名單。最終,有20人被確定為聽証會的公眾陳述人,我是其中之一。

　　參加聽証會之前,我將發言稿反復推敲,修改了好幾遍。按照聽証會的規定,每名陳述人的發言時間為8分鐘。因為時間有限,所以必須將最主要的觀點和理由闡述出來。發言一開始我就亮明觀點:“我的觀點是將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准提高到1600元。”

　　在闡述理由時,我談到:費用扣除標准是個人所得稅法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一標准的確定與公民的平等權、生存權和發展權等基本人權具有密切關系。從平等權角度而言,個人所得稅的功能主要在於通過調節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從而縮小社會民眾之間的收入差距,促進平等權的實現。基於這一思路,如果費用扣除標准訂得過低,將使得低收入階層負擔個人所得稅,這與開征個人所得稅的初衷相悖,也不利於公民平等權的保障。從生存權角度而言,公民的最低生存條件必須要得到保障,對於屬於最低生存條件范疇的收入不能征稅﹔如果扣除標准訂得過低,勢必會損及公民生存權的保障。從發展權角度來說,就扣除標准而言,除了對公民的最低生存條件予以保障外,還應考慮到公民促進社會全面發展並享受相應發展成果所需要的費用。如果費用扣除標准訂得過低,顯然不利於發展權的保障與實現。

　　對於扣除標准的具體數額確定,我援引了有關數據進行論証:研究人員對7個城市居民的平均基本生活水平進行的調查分析﹔國家統計局關於2004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人均消費支出的數據。此外,我國的經濟保持高速度增長,費用扣除標准也應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同時再考慮到我國財政的承受力和人們的社會心理承受能力,綜合各種因素,我提出,應以1600元作為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准。

　　費用扣除標准由當時的800元提高到1600元,相對而言,將對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財政收入有一定影響。需要通過相應調節機制予以彌補。在聽証會上,我強調,考慮到我國地區差異日益擴大、地區政府間財政能力嚴重不均衡、一般性轉移支付功能有限等原因,對於費用扣除標准上升引起的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財政收入缺口問題,應通過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解決。這有助於順利推進個人所得稅法的改革,同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財政體制均等化程度不高的問題。

　　此外,我還提到,因經濟發展、通貨膨脹及居民收入變動等方面的原因,立法機關可以在若干年后對費用扣除標准繼續進行調整。可以明確規定關於費用扣除標准修改或調整的權限、程序和規模,以使費用扣除標准與經濟形勢的發展相適應。法律的穩定性和法律的及時立、改、廢並不矛盾,法律及時修正,貼近社會現實需要,恰恰是法律穩定性的本源之所在。

　　在自由發言階段,我進行了補充發言,進一步論証自己的觀點。整個聽証會現場氣氛熱烈,大家發言井然有序。

　　很高興看到,當年出台的修改后的法律將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准調整為1600元。

　　在立法過程中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有利於提高立法質量,使制定的法律符合實際並得到有效實施。立法聽証會是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直接地、公開地聽取社會意見的一種重要方式。這次舉行的立法聽証會開創了我國立法工作的先河,在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標志著我國民主立法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選擇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准這一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議題舉行聽証會,也表明了立法機關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舉行立法聽証會也是一個對公眾開展法制宣傳的過程,有利於公眾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法律的規定。

(來源: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