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虎生：“苦力”十年

張虎生在自家客廳裡。攝影/ 夏莉娜

　　張虎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第一任局長，后調任《人民日報海外版》總編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對記者來講，他是新聞界的前輩，採訪中他的謙和與嚴謹都讓我印象深刻。見面后沒有多少寒暄，他先把幾頁用鉛筆書寫、字跡清秀的接受採訪提綱遞到記者手中，請我過目。看得出來，他要講的故事年代已久，所以具體時間和一些原話都已經過認真查証。他看記者拿著這份提綱時驚訝的目光笑著說：“這是在人大養成的習慣，就是用鉛筆寫稿，橡皮始終放在手邊。因為那時都是給領導寫東西，上報的手寫本也是僅供領導參考的。圓珠筆都不敢用，因為用了以后沒法改，一涂一個黑框。至今，我還保留著兩支印有人民代表大會字樣的鉛筆。在人大工作的十年是我終生難忘的經歷。”張虎生每每談到人大，都流露出深深的懷念之情。他說：“我是在一個特定時期調入人大工作的。粉碎‘四人幫’后，彭真同志復出，1979 年7 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張友漁、王漢斌等同志都是這個班子的領導成員。當時已近77 歲高齡的彭真同志慨言，‘再不能無法無天了，人心思法、人心思定，一定要加強法制建設。’面對百廢待興、人才奇缺的狀況，彭真同志提出亟須組建一個能夠當助手、參謀、干活兒的‘苦力班子’。我就是1980 年春天調入全國人大機關的，當時也就40 出頭。不久，由武新宇同志主持的辦公廳成立研究室，我是最早到崗的成員。”

　　修憲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張虎生回憶說：“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最主要的、也是最急切的工作就是修改憲法。雖然修改憲法的主要工作在法委，但當時全國人大所有機構都是圍繞著修憲開展工作的。我們研究室主要是整理材料，收集編譯各國憲法的文本和相關資料，還編輯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憲法的論述》一書供領導參閱。彭真同志明確指示修憲貫徹始終的根本原則就是為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務。他說，‘法制要以民主為基礎，民主要由法制作保証，這就是深刻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沒有法制，民主根本就沒有保証。我們修憲的總的指導思想就是一切根據人民，一切強調人民，把黨和人民融合在一起，要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本著這個原則，全體同志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修憲的各項具體工作中。1979 年6 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修憲的決議。這個決議在《人民日報》公布后，全國各族人民歡欣鼓舞，熱情高漲，在歷時四個月的全民大討論中，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各種信件像雪片似地寄到辦公廳來。那時候我們很振奮，深深感到有責任把人民群眾對民主、對法制的熱切期盼和強烈要求及時充分地匯總上報。根據來自各方面的合理意見和建議，彭真、張友漁、王漢斌等同志緊張有序地開展工作，逐字逐句地摳，對憲法作了近百處的具體修改。1982 年12 月4 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彭真同志主持大會對憲法草案進行審議，庄嚴地通過了新時期治國安邦的總章程。當宣布憲法通過的時候，全場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在場全體人員起立。作為在會場服務的一名工作人員，我心潮澎湃，熱淚盈眶，和大家一樣看到祖國走向民主法制陽光大道的堅定意志，想到中華兒女再也不會遭受‘文革’那樣的浩劫。”

　　“憲法通過以后，彭真同志囑咐，你們要收集一下各方面對修憲的反映。當時我們研究室收集了境內外，特別是境外，包括港台對新憲法的反映。當時通訊條件和信息來源有限，主要是從港台和海外報紙收集素材，還通過我駐外機構獲取信息。我們連續奮戰了幾個晝夜，共匯編了三期境外對我國修憲反映的輿情參閱件。送上去以后，彭真同志很重視，看得很仔細。后來，他的秘書許孔讓告訴我們，彭真同志在參閱件上畫了兩個圈，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

　　彭真帶領下的“苦力班子”

　　張虎生告訴記者：“那個時候常委會工作人員比較少，加起來一共四百人吧，法委、辦公廳各佔一半。這就是當時被彭真同志稱作的‘苦力班子’。在老人家帶領下，大家都是兢兢業業、日以繼夜地工作。而他隻要沒有外面的事都來上班，而且總是提前一點到。他有一個特點，第二天若有會，頭一天他總是很晚才走，在辦公室裡踱步、思考。隻要他辦公室的燈亮著，“苦力們”都自覺地留下待命。特別讓我們敬佩的是，第二天他依然精神飽滿，聲音洪亮、立論深刻、條分縷析、新意迭出。老人家還有一個工作習慣，每有一些重要事項，便開“小會”征詢大家的意見，集思廣益，擇善而從。我有幸為這樣的“小會”做過幾次記錄，深受教育。有一次參會的人不多，彭真同志開門見山地說，‘文件草稿已經發給大家，現在請大家提提意見。’有的人說，稿子很好，寫得高屋建瓴、思路清晰、邏輯嚴密。老人家說，‘這些就不說了，今天是讓大家來提意見和建議的，要大家貢獻智慧、貢獻力量的。如果不是基本成形，不會先提到這個會上來討論。’后來再開這樣的小會，與會同志都事先要做充分准備。說實在話，開他的會既很受益，又著實有些發?。因為你提意見說不到點子上不行，不疼不痒也不行。你認真看了沒有，認真思考了沒有，他一聽就聽出來了。他吸收了你的意見，就說你的意見我吸收了，肯定你願意學習、思考、提意見。而他平時講話由於成竹在胸，基本不用稿子，一氣呵成講出來了，隻要記錄下來、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稿。那時候，他的講話多登在常委會的內部刊物上，我們都認真學習領會。《彭真文選》我至今珍藏著，應當說是我們黨和國家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

　　談到“苦力”的工作狀態，張虎生講述道：“當時別說我們年輕一點的加班加點是常事，就是高層領導在人民大會堂大樓裡也都在殫精竭慮地履行各自的職責。第五屆全國人大期間，彭真同志提出要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盡快擬定一個議事規則草案，提交會議討論。這項任務交由彭沖副委員長主抓。記得彭沖同志當晚就把王崇明和我叫到中南海他的辦公室裡搞。那三天我們幾乎都沒好好睡覺，彭沖同志坐在軟椅上邊指導、邊讓他的公務員不斷給我倆沖濃咖啡，笑著說這是最好的解困藥。記得當時議事規則共擬了21 條，第三天早上交出初稿。彭沖同志說，‘好，現在放你們假，回去休息一下，下午來我們繼續干。’到下午我倆准時去了，又搞了一個通宵，終於拿出一份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草稿。那時雖然工作很累，但那種歷練和氛圍至今記憶猶新。當時一些重要會議和活動忙完以后，彭真同志有時會在大會堂請大家吃“工作餐”——涮羊肉。秘書長、副秘書長時常跟我們開會討論問題，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時而還有爭論。這種民主氛圍著實難能可貴。彭真同志常對大家說，人大是干事的地方，我們都是名副其實的‘苦力’。人大是講法制的地方，正因為這樣才更要民主。”

　　恪守民主立法的宗旨

　　全國人大十分重視民主立法。張虎生講了兩個審議法律草案時的實例。他說：“1985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礦產資源法草案時，發生了激烈的交鋒。彭真同志坐在會場上，委員們照樣提意見，圍繞著有關問題展開爭論。多數委員同意國家把礦產資源統一管起來﹔而有些委員則提出一些山區的群眾很貧困，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採礦權沒有放開，主張法律草案應該放，而不應收。記得那時候有一位楊大姐，激動得站著發言，言辭十分犀利。彭真同志始終耐心仔細地聽，沒有說話。等到第二次常委會會議快結束時，他才發言說，要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作為立法的最高標准。‘什麼叫群眾？十億人叫群眾。誰的利益是根本利益? 十億人的利益是根本利益。立法是以十億人為依據的，十億人的根本利益就是我們處理一切事情的標准。依照憲法，必須鞏固國家礦山的主體地位，必須對礦山資源加強保護。’經過委員長的引導，礦產資源法在1986 年3 月召開的第三次常委會會議上獲得通過。”

　　“人民當家作主的另一個基本面就是基層要實現群眾自治。這是彭真同志歷來主張並且堅持的。這也是全面鞏固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廣泛的群眾基礎。1987 年3 月份，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圍繞村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草案的關鍵詞是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的自治組織﹔鄉鎮與它的關系不是領導關系，而是指導關系。這組關鍵詞引起了很大爭議，也成為審議中的焦點。許多委員主張把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改為領導關系，認為村都自治了，鄉鎮就空了，這脫離實際。另一種意見是支持草案關於指導關系的規定，認為農民群眾自己的事情可以由農民自己去辦理。彭真同志密切關注審議情況，並且委托已任常務副委員長的彭沖在常委會會議討論時傳達了他的意見：因為村民委員會涉及八億農民的切身利益，建議這部法律草案提請代表大會會議審議通過。在常委會的聯組會上，彭真同志又高屋建瓴地指出，村委會是憲法規定的基層農民的自治組織，辦好村委會組織，實行基層民主意義深遠，是一個很實際的民主訓練班。1987 年4 月2日，彭沖同志在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對村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作了說明，並且特別強調：鑒於這個條例是很重要的基本法律，建議把這部法律的名稱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各個代表團的審議比我們預想得還要熱烈，幾乎每個團都有爭論，有的代表團甚至出現了兩種對立意見的激烈辯論。4月4 日下午，彭真同志主持召開大會主席團會議。他說，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一個農民自治組織，我們應該把村民委員會自治組織建立起來，這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一個基本面。然而，主席團在討論時仍然有人提出不贊成意見，因為有法律的保障，每個代表都有充分的發言權、話語權。主席團會議后，彭真同志又留下主席團的十多位常務主席開會。他說，根據憲法規定，村委會是自治組織，不是一級政權，八億農民自治了，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經商量后，又接著召開各代表團團長會議，進一步聽取意見。最后由大會作出決議，原則上通過這個草案，然后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精神繼續多方面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對草案全面斟酌修改后再表決通過。待到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再一次准備審議這個草案修改稿時，彭真同志綜合各方面意見，親自對修改稿作了修改和調整，並且講明這個村民自治法可以根據各地的條件，分期分批實施，而不要一刀切。后來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這部基本法，而且特地標注‘試行’。從這個實例同樣可以清楚看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恪守民主立法的宗旨，以及彭真同志一以貫之尊重和發揚民主的高尚品格和優良作風。”

　　彭真關心人大的新聞宣傳

　　記者請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第一任局長的張虎生談談談當時人大的新聞宣傳工作。他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都離不開新聞宣傳和輿論支持。彭真同志通過開會、談話、寫信、批示等多種形式，悉心指導新聞宣傳部門要緊密聯系實際，經常地、反復地、生動活潑地進行民主法制教育。他指出，新聞宣傳就是要面對人民、為了人民，強調要保証憲法、法律的實施，從根本上說是要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由於我們國家封建歷史較長，群眾法制觀念淡薄，因此加強法制的根本在於教育人，把法律交給群眾。1988 年10 月23 日，他肯定了當天《人民日報》第二版——‘有具體內容、有是非、有政策，法制觀念明確’。這個批示成為多年來新聞宣傳戰線做好法制宣傳的重要標尺。”

　　“1987 年7 月，為適應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新形勢，回應人民群眾日益關注民主法制建設的新期許，在彭真同志的關懷下成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當時賦予新聞局的主要職責，一是每次常委會會議召開前要適時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會議的日程、議程和主要內容，通過媒體傳播讓人民群眾有知情權、監督權。二是新聞局在會議期間要配合各個新聞單位及時、全面、准確地發布新聞，報道會議生動活潑、熱烈有序的民主氛圍﹔具體負責實施各次人代會中外記者的組織協調工作。參加報道人代會的中外記者越來越多，那時候已經一千多人，須協調好、組織好、服務好。三是要收集記者可能提出的問題，並配合有關部委商定必要的應答口徑。為增強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提升我國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當年黨和政府又批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國務院、外交部率先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新聞發布會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新聞局的日常工作還有每天匯集與民主法制建設有關的社會輿情，採集宣傳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職權的先進事跡。我們採編出版的《人民代表》一書發行量達25000 冊，這是上世紀80 年代第一本謳歌各條戰線人大代表的通訊集。”

　　1990 年5 月，張虎生奉調到《人民日報》工作。盡管轉到新的崗位，但他仍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關注著人大事業和中國民主法制建設。他多次參與“兩會”報道，寫了不少“兩會”評論以及與民主法制建設相關的文章。採訪最后，他感慨地說：“在人大工作期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發揚人民民主、推進法制建設的風范，一直在鞭策著我﹔優秀機關團隊“甘當苦力”、盡職盡責的傳統作風時刻激勵著我。即使后來自己擔子重了，依然堅守著當苦力、守規矩、平等待人、民主行事的准則。人大出來的人，應該不是那種拍桌子瞪眼或者是很武斷的官僚，而應該是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人大是全面育人的大課堂，十年所學，受益終生。因此，至今每當我途經人民大會堂時，都會深情地久久望著它。”（文?本刊記者 夏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