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懲拐賣“買方市場” 刑法不能滯后於時代

　　一種說法

　　這次收買被拐兒童一律入刑的修法努力，可以看作繼“醉駕入刑”之后，民間與立法機關的又一次良性互動。一個國家的《刑法》，不應該滯后於公眾對於公正的關切。

　　24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其中對於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的行為，將現行刑法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修改為“可以從輕處罰”。這意味著，今后收買被拐賣兒童，將一律被追刑責。

　　近幾年來，民間要求嚴厲打擊拐賣兒童的聲浪一波接一波，其中的一個訴求就是：嚴打拐賣的“買方市場”。“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需求制造了供給，沒有人收買被拐兒童，也就沒有人販子會處心積慮地拐賣兒童，制造人間悲劇。

　　但是，現行《刑法》雖有“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卻又規定：買主如果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這個“可以不追究”，在司法實踐中往往異化為“不可以追究”，以至於“買家”很少受到追究的。

　　比如，2013年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判決7名收買被拐兒童的“買主”獲刑一個月至六個月。有報道稱：“買家”被判刑，這在河南省竟然“尚屬首次”。再比如，2011年，南昌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審判“11·27”特大拐賣兒童案時，人販子李艷玲居然遞交“請願書”：“如果我們這種行為是犯法，那麼賣孩子的父母和買孩子的父母是否也有罪呢？”

　　因為對拐賣“買方市場”的輕縱，導致打擊拐賣犯罪的努力如揚湯止沸，如西西福斯推石。現行《刑法》對於收買被拐賣兒童“可以不追究”的規定，遠遠滯后於時代，落后於公民的法治意識、落后於當今政府的執法能力。

　　我國1979年的《刑法》隻規定了“拐賣人口罪”，並未將收買被拐者定為犯罪。199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其中明確將“收買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定為犯罪，但同時又規定“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責。這一排除性規定，被現行《刑法》全面接受。

　　當年的這個“從寬處理”是有其歷史局限性的。一者，當時全社會（甚至包括個別司法機關）對於拐賣犯罪的認識不深，不認為拐賣是極其嚴重的犯罪。《刑法》不可能脫離社會的平均法治意識，有關方面曾解釋說：此罪的法定刑規定得比較輕，這主要是考慮到“收買人收買婦女、兒童多是居家過日子，主觀惡性不深，是法制觀念淡薄的表現”。

　　其二，受限於當年中國的處警能力以及交通、通訊水平，當時經常發生暴力阻礙解救行動的事件。所以，當年《刑法》“縮小打擊面”，也是為了方便解救被拐者。

　　而目前來看，歷史上妨礙嚴打“買方市場”的因素，都已經消失了。隨著中國人財富的增加、生育意願的下降，孩子越來越成為家庭的核心關切，所以全社會對拐賣犯罪已是零容忍，從“微博打拐”到前陣子的“人販子一律死刑”的網絡吁請，就是明証﹔對於收買被拐兒童的行為，不能再用“主觀惡性不深”來搪塞。另一方面，這些年公安處警能力也有質的飛躍，當年“法難責眾”的理由已經不再成立。

　　所以，近年來，公安、法院一直在收緊打擊收買被拐兒童的刑事政策。比如，2012年，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彭成坤、孟凡俊收買被拐賣兒童案”，兩名收買人雖然沒有虐待兒童，也未阻礙公安機關解救，但仍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總之，這次收買被拐兒童一律入刑的修法努力，可以看作繼“醉駕入刑”之后，民間與立法機關的又一次良性互動。一個國家的《刑法》，不應該滯后於公眾對於公正的關切。

　　□徐明軒（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