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良政優：“貞觀盛世”的治國保障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貞觀年間(627—649年)，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封建治世——貞觀盛世。唐代史學家吳兢評論道：“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以來，未之有也。”這一評論，絕非虛譽。時至今日，回首1300多年前的貞觀盛世，依然為國人縈懷追慕。細而思之，貞觀盛世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尤以政治清明高效、社會和諧發展為顯著。探求原因，可得多項答案，但貞觀時期優良的國家立法和執法無疑是盛世出現的重要法律保障。

　　法者，乃天下之法，不以詔敕代法律

　　唐太宗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國家法律建設，認為國家法律“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認識到法制建設對治國安邦的極端重要性。唐太宗還說：“法，國之權衡也，時之准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准繩所以正曲直。”把法律視為施政之權衡與准繩，強調以法治國。又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闡述法律對於整個國家的重要性。歷代封建皇帝中，能夠如此明確深刻認識到國家立法的重要性，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

　　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皇帝的權力極大。所謂“口含天憲”，“詔敕入律”，是指皇帝的言辭或以皇帝名義發布的詔、敕、令、制、赦、德音等文告，可視同法律甚至高過法律。但是，唐太宗並不這麼想當然，而是有著自己的清醒和自覺。唐太宗認為，作為一位皇帝，“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不可輕易以自己所頒布的詔敕等代替國家法律。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貞觀六年（632年），他又對大臣們說：“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等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

　　唐太宗這樣說，強調自己頒布的詔敕不能有違國家法律，不能以自己的言論或詔敕等代替國家法律，在實際執法過程中，他也能夠身體力行。

　　貞觀七年（633年），貝州鄃縣縣令裴仁軌私自役使門夫犯法，唐太宗一時憤恨，下制書令殺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上奏說：“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裴）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職守憲司，不敢奉制。”唐太宗聽從諫言，收回成命，依法從輕處罰裴仁軌並褒獎李乾祐。同年九月，舉行科舉考試，有的考生欺詐造假。唐太宗出於氣憤，頒布敕令，令造假考生自首，若不自首即處以死刑。大理少卿戴冑並不奉敕，而是依據法律，判決造假考生不自首而被查出者流刑。唐太宗很不滿意，對戴冑說：“朕下敕不自首者死，今斷從流（刑），是示天下以不信！”戴冑回答說：“陛下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唐太宗又說：“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戴冑接著說：“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指太宗所頒敕令），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唐太宗立刻醒悟，對戴冑說，我有過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貞觀八年（634年），陝縣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言事，由於言辭激切，唐太宗欲治其誹謗之罪。魏徵及時進諫，說臣下上書非言辭激切不足以引起皇帝重視，實非誹謗，不應定罪。唐太宗採納魏徵的諫言，認識到了自己的錯失，下令賜給皇甫德參二十段絹帛以示獎勵。唐太宗過而能改，清醒自覺，及時糾錯，難能可貴，帶頭保障了國家法律的權威。

　　國家法令，惟須簡約，恤刑重人命

　　隋亡唐興，馬背上得天下的唐太宗，親眼目睹了隋朝末年農民大起義推翻隋煬帝暴政的壯舉，認真總結了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訓，認為隋煬帝“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唐太宗還進而總結了許多王朝的興亡史，說：“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

　　基於這種認識和總結，唐太宗明確提出了“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用法務在寬簡”﹔“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的思想，強調國家立法要簡約，執法要寬簡，切忌法繁刑密，條文復雜，嚴酷執行。在此思想指導下，唐太宗命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大臣對《隋律》和唐高祖武德年間修成的《武德律》大事精簡，“盡削大業（隋煬帝年號）所用煩峻之法”，“削煩去蠹，變重為輕”，以“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其中，對於死刑的削減最多，史雲“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即廢除了近一半。同時，唐太宗還強調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說：“律令格式（唐代法律的四種形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易生。”又說：“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后差違，吏得以為奸。”這些認識和思想保証了貞觀十一年（637年）修成的《貞觀律》的寬平簡約，確定了唐朝國家法律的基本內容，維護了法律的長期穩定。

　　唐太宗還認為人的生命是至關重要的，說“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要求“應恤刑重人命也”。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因一時沖動，錯殺大理丞張蘊古和交州都督盧祖尚。事后反思，深感后悔，認識到對於死刑三奏而后行刑的“三覆奏”規定仍不夠慎重，遂下令改為“五覆奏”，即對死刑經過五次上奏確認無誤后再行刑，對死刑案件的審判執行更加審慎。貞觀六年（632），唐太宗“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后者。太宗嘉其誠，悉原之”，赦免了全部罪犯的死刑。這種立法簡約、執法慎重、尊重生命的思想和實踐，符合了唐王朝初建時期人心思定的大局，緩和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推動了社會秩序的和諧發展。

　　人有所犯，一一於法，執法務必公正

　　如前已述，唐太宗十分重視對於歷代敗亡教訓的總結，認為其中的一條是“自古帝王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為保障唐王朝國家的長治久安，唐太宗認為必須杜絕執法混亂，要求“人有所犯，一一於法”，要求“理國守法，事須畫一”，要求“法之所行，無舍親昵”，強調執法務必公正，堅決不徇私情。

　　在這一方面，唐太宗也能做到言行一致，自覺踐行。

　　貞觀九年（635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因延誤軍期被主將李靖處罰。高甑生心生憤恨，誣告李靖謀反。其誣告行徑被查實后，被判處發配邊疆的徒刑。有人對唐太宗說，高甑生是陛下當秦王時的功臣，請寬赦其罪。唐太宗說，高甑生是我的舊部，建有功勛，但他違背李靖軍令，又犯誣告之罪，於法當判徙刑，我雖內心感懷其功，但不能違法赦免其罪。貞觀十一年（637年），唐太宗的兒子吳王李恪任職安州都督，多次出行打獵，嚴重損毀當地百姓田糧財產。侍御史柳范上表彈奏李恪。唐太宗並不袒護，結果李恪被罷免官職。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的外甥洋州刺史趙節參與太子李承乾謀反，罪當處死。太宗的姐姐長廣公主向太宗求情，“以首擊地，泣謝子罪”。太宗“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貞觀十二年（638年），唐太宗的叔父江夏王李道宗“坐贓下獄”，即因貪污罪被捕坐牢。李道宗為皇室至親，又屢立戰功，但唐太宗並不赦免其罪，而是批評叔父貪得無厭，說：“道宗俸祿甚高，宴賜不少，足有余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果斷罷免李道宗的官爵並削奪其封邑。由上可見，唐太宗確實能夠不徇私情，嚴正執法。宋代史學家司馬光就此評論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今天來看，唐太宗對於國家法律是治國施政之本的認識明確，其立法簡約、執法公正的思想尤其是不以詔敕代法律的清醒和自覺，對於貞觀時期優良的立法執法以及貞觀盛世的形成貢獻巨大，也彰顯了他一代明君的英明之處。

　　（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