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支招”，且看“藍領”如何變“金領”

　　6 月29 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張德江委員長出席會議並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職業教育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攝影/ 饒愛民

　　“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涯，茫茫草原立井架，雲霧深處把井打……”上世紀60 年代，一曲《我為祖國獻石油》唱出了石油工人的豪情，也鼓舞著一代代青年人投身中國制造。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職校畢業生與成績差、素質低等被錯誤畫上等號，而且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雙下降，使得越來越多的青年人不願選擇職業教育。

　　但現實情況卻是：在趕集網與北大聯合發布《變——2015 年新藍領薪酬報告》中顯示，從月薪8000 元的拉面師到月薪萬元的建筑工人，藍領的收入秒殺很多白領﹔數控、汽車維修等高技能類人才的月薪高達6000 多元，卻一人難求……

　　職業教育面臨“叫座不叫好”，原因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職業教育法實施情況的報告不僅找出了當前職業教育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而且為中國如何在2025 年成為制造強國拿出了具體建議。

　　提升“藍領魅力”，從社會地位到財富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家庭，到現在這種觀念依然沒有衰退的跡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趙少華在審議執法檢查報告時說，每個家長都希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認為職業教育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這會導致什麼局面？月薪近萬元的技術人員職位鮮有人問津，許多人倒是為了爭月薪在3000 元到4000 元的公務員崗位，打破腦袋。

　　“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這就如同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從業者面臨的尷尬境地。他們被單純地視為手工藝者，並沒享有與畫家、書法家一樣的社會地位。換句話說，他們沒有被社會視為藝術家，相當於教育領域的職業教育，沒有地位，缺少財富。”趙少華說，要扭轉這種局面，最重要的一點是做到平等對待、給予尊嚴，讓從業人員在養家糊口的同時，感受到事業的榮譽感和成就感。這就需要給職業教育同等或積極的扶持政策。目前，全社會未能形成有利於技術人員成長的氛圍，在擇業、升學、報考公務員等方面存在著諸多政策限制。

　　“職業教育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位置，又如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位置，說起來重要，誰都離不開，但處在社會邊緣，地位不高。學習成績不錯的學生，沒有幾個首選報考職業院校。如同農業一樣，有多少青年人主動選擇務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劉振偉道出了家長和學生選擇職業教育時的普遍心態，接受職業教育是無奈的選擇。

　　除了家長和學生的原因外，政府部門也未把職業教育真正擺上位置。“國家職教會議結束后，隻有30% 的省份在三個月內召開了會議，作出部署，有40% 以上的省份半年以內都沒有召開會議傳達會議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喜斌說，這項工作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

　　與委員們的看法類似，執法檢查報告也指出，我國職業教育觀念滯后，直接影響職業教育法的貫徹落實和職業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一是有些地方和部門對職業教育法的宣傳不夠，沒有把職業教育擺在應有的地位，在貫徹落實職教政策時，態度明顯不如抓普教那麼堅決，仍認為職業教育只是教育部門、職業學校的事。二是全社會尚未形成有利於技術技能人才成長的氛圍。職業學校的辦學條件、師資力量配備普遍低於普通學校，許多地方把職業院校放在中招、高招最后批次錄取﹔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率雖高，但就業質量不高，待遇偏低，在擇業、升學、報考公務員等方面存在諸多政策限制和歧視。這些問題助長了對職業教育的偏見。三是存在唯學歷傾向，一些職業教育機構追求學歷“升格”，偏離了職業教育的職業性和就業導向，不利於就業結構優化和緩解生產一線緊缺技能型勞動者的矛盾。

　　職業教育不受重視，這是一個社會問題，怎樣去改變？“三十年前，我在香港理工學院做學生輔導工作。有一天，一個學生來見我，他感到很氣餒，進不了大學，隻好來理工學院。我問他，為什麼你認為將來就業會比大學生差？他說，一定差的嘛。他是念會計的，我告訴他，理工學院畢業生考會計的專業試，有8 科不用考，大學畢業生能豁免的隻有5 科。那位學生給我的印象太深了，這種自卑感必須改正。”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認為, 改變社會偏見，需要讓家長和學生看到技術人員的薪酬和前途。“在美國大部分地方沒有我們這樣的問題，比如人們對水暖工很尊重，因為這些人的服務是每一家都需要的，而且收入也不錯。總的來說，要用客觀的方式讓家長、學生、社會了解，職業教育並不是低人一等的教育。”

　　對職業教育、技能人才認同度低的現象，不僅與傳統觀念、輿論宣傳有關，也與現行用工制度、用人政策有關，涉及教育、經濟、人事、就業等多個領域，需要全社會各個方面解放思想、大膽實踐、共同發力。

　　執法檢查報告建議，切實樹立“三破三立”的觀念，即破除鄙薄職業技術教育偏見，樹立普教職教同等重要的觀念﹔破除輕視職業技能的思想，樹立尊重勞動、尊重技能的觀念﹔破除狹隘的成才意識，樹立行行出狀元的觀念。加大對職業教育法的宣傳力度。通過宣傳成才就業實例、開展職業技能大賽、組織職業教育活動周等方式，不斷提高職業教育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在全社會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形成“崇尚一技之長、不唯學歷憑能力”的良好氛圍。

　　同時，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育人、選人、用人機制，建立優秀技術技能人才定期表彰制度，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技術勞動者的報酬，使能工巧匠獲得應有的尊重和待遇。盡快修改不適當的、唯學歷要求的相關政策文件，清理對職業院校畢業生就業、晉升等方面的不合理規定，構建平等就業就學、職業成長的通道，為學生搭起多樣化選擇、多路徑成才的“立交橋”。防止單純追求學歷的傾向，強化職業教育為地方、企業、行業服務的理念，注重為生產一線培養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

　　軟硬件投入，一個都不能缺

　　職業教育與2025 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密切相關，這讓施行了19 年的職業教育法再次走上前台，特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執法檢查報告受到各方矚目，一些委員幾乎是逐字逐句的進行審議。

　　“報告中提出，‘已經出台生均經費標准的地區，要加大省級財政統籌力度，保証在本區域內執行到位。’這句話隱含兩層意思：一是，職業教育法第27條規定每個省、市、自治區要制定生均經費的標准，但19 年過去了，隻有20 個省份制定了標准，還有三分之一沒有制定標准。地方政府的落實還是有欠缺。二是，很多省市雖然制定了標准，但落實起來不到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嚴以新說，比如經濟發達的江蘇省，雖然制定了標准，但省級經費隻給省屬學校，地方的學校仍是縣裡解決縣屬的，市裡解決市屬的。

　　“對於經費保障，我看過一個數據，2012 年職教經費在全國教育經費比例中佔12.1%，預算內佔9.81%。以中職為例，與1997 年相比，2012 年中職在校生的規模在各級各類學生總數佔比從4.36% 上升到6.94%。學生數上升，但經費佔比從12.6% 下降為6.9%，財政性經費佔比從11.41% 下降到7.02%。整個教育經費增加了，職業教育經費也增加了，但職業教育經費佔比降低了。”嚴以新說，職業教育經費不僅絕對數要增加，在教育總經費中的相對數也要增加。

　　從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業教育法執法檢查組對吉林省、江蘇省、河南省、湖南省、廣東省、重慶市、甘肅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8 個省區、市開展執法檢查的情況看，目前仍缺乏穩定的投入增長機制。例如，一些地方財政對職業教育投入能力有限，僅能維持正常運轉，無力改善辦學條件，學校達不到國家辦學基本標准。特別是縣級職業學校的辦學條件較差，有些仍停留在“一支粉筆、一本書”的落后水平，缺乏專業教師，沒有配套的實訓設備，學生參加實訓鍛煉、頂崗實習的機會很少。一些新建的高職院校負債運行，地方財力無力化解債務等問題。

　　因此，當務之急是各級政府要按照職業教育法的規定，推動建立健全政府投入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擔、其他多種渠道籌措經費的投入機制。執法檢查報告建議，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對職業教育經費投入責任，加大職業教育經費在本地區教育經費投入中的比重。國務院有關部門、省級政府應當在推動學校整合重組的基礎上，依法制定職業學校生均經費標准，實現財政經費投入的常態化和穩定增長。已經出台生均經費標准的地區，加大省級財政統籌力度，保証在本區域內執行到位。研究出台金融支持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措施﹔制定相關政策吸引社會、個人捐資或投入職業教育﹔督促企業足額提取教育培訓經費用於職業培訓等。

　　多措並舉，推動職業教育“高大上”

　　“職業教育取得的成績很大，但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比，還有很大的距離。執法檢查報告對職業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針對性很強，具有操作性。”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陸浩說，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關鍵是教師隊伍建設。可以考慮從離職、退休的工程師、高級工程師、高級技師中，包括高級技工中聘任教師。同時，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設置專業。市場需要什麼人才，就培養什麼樣的人才。現在高等職業技術學院不少，但是專業設置和市場需求相差很遠，往往是學校有什麼教師就開什麼課，不管市場需要不需要。

　　“辦好職業教育‘功夫在詩外’，不僅要看職業教育本身，還要從整個社會大系統去看。現在多數企業，包括政府部門用人過於唯學歷論，造成了大量人力資源浪費。我們都知道德國的職業教育辦得好，它為什麼可以辦得卓有成效？是因為他們的職業教育同用人制度聯系在一起。讀職業教育不僅要能夠就業，還要有發展，學生才會願意去讀。”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方新說, 我去北京奔馳公司調研了兩次，發現它完全照搬了德國母公司的職業培訓體系。公司為員工設計了三條成長路線，一是行政管理路線，從班組長、車間主任，一直到總經理、董事長﹔二是技術人員的路徑，從初級技術人員一直到總工程師﹔三是技術工人的路徑，從最基層的工人到高技能人才。該公司不單有三條路徑，而且這三條路徑之間是打通的，就是從技術工人，通過不斷學習、不斷努力，可以當技術人員，可以走上技術序列，也可以走上車間和企業的領導崗位。這套制度體現了行行出狀元，體現出清晰的人才上升通道，有發展進步空間。“在調研中，我還發現，該公司與職業學校聯合辦學，‘奔馳班’不愁學生，上了這個班的學生能就業，還能有發展。現在職業教育和企業用人實際是兩張皮，企業和學校的關系不是學校加企業，再弄一個實訓基地的關系，而要讓企業更多的發揮主體作用，參與辦學，不一定每個企業都要辦職校、技校，但是這些職校、技校應該為企業，尤其為大企業或者一個行業的小企業去‘私人定制’。”

　　針對這次執法檢查中發現的主要問題，檢查組建議轉變觀念，遵循職業教育規律辦學，面向市場和社會需要辦學﹔加強頂層設計和宏觀指導，促進普通本科高等院校轉型發展﹔提高職業教育經費保障水平等。

　　7 月1 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剛剛閉幕，全國人大代表黃作興就給本刊記者打來電話，表達喜悅之情。“年初人代會上，我提出了關於職業教育改革的建議，所以這些天，十分關注職業教育法執法檢查報告和對職業教育法實施情況專題詢問的新聞。”黃作興說：“沒想到，我提出的在公務員招聘中，高職畢業生應當與普通高校畢業生同等對待的建議，不僅在報告中有體現，而且已經得到了落實。國家公務員局給我打電話說，這個建議已經被採納。今年6 月，浙江省政府出台的《關於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實施意見》中也明確技師學院高職畢業生可考公務員。在我看來，張德江委員長親任職業教育法執法檢查組長並主持專題詢問，這是一個很棒的模式和很好的開端，得到了實效。”

　　（文�記者 於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