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勝利：國家安全關乎個人利益，需夯實群眾基礎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國家安全、語言消亡、不文明行為、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非法集資、文物保護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凌勝利：國家安全關乎個人利益，需夯實群眾基礎】

　　外交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秘書長凌勝利指出，“家國天下”總是息息相關，國家安全和個人安全亦是相互依存。4月15日是我國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這是新形勢下我國加強國家安全新聞宣傳和輿論引導的重要舉措，對於促進個人福祉與國家安全意義重大。

　　一是加強國家安全教育是新形勢下總體安全觀的現實需求。二是國家安全與個人安全緊密相連。三是個人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主體。四是國家安全並非草木皆兵，而是各有層次。

　　摘編自光明網

　　【潘悟雲：任何語言消亡都是人類損失】

　　中國語言學家潘悟雲認為，人類文明史，或稱信史，就是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才是可靠的。但文字出現不過幾千年，我們怎麼去研究文字出現以前的人類歷史呢?　語言先於文字存在，有人類就有語言。現代語言是古代語言演化的結果，通過語言演化規律，可以構擬原始人類的語言，通過不同語言之間的關系，綜合考古學、遺傳學等，可以追蹤人類文明的起源與發展。

　　語言就像空氣，在人的生活中最為平常，卻彌足珍貴。人們以往不曾覺得空氣重要，現在一旦霧霾嚴重，大家才意識到新鮮空氣的寶貴。語言也是一樣，誰都會說話，可一旦語言消失，負載的文化無處可覓，我們才會感到它的可貴。語言是生命體，會經歷誕生、演化、死亡的過程。所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世界呼吁:“語言多樣性是人類最重要的遺產。每一種語言都蘊藏著一個民族的獨特文化智慧，因此任何一種語言的消亡都將是整個人類的損失。”

　　摘編自《文匯報》

　　【傅達林：治理不文明行為需激活“在場的監督”】

　　西安政治學院教授傅達林指出，研究不文明行為的特點，就會發現執法並不是最有效的整治方式。不文明行為藏在群眾中間，執法很難進行及時而准確的捕捉。要真正形成對不文明人的監管之效，關鍵在於復活不文明行為人周圍的“在場者”，激發他們的公民意識和責任，促使大家都對不文明現象說“不”。遺憾的是，雖然人人談及這些陋習都義憤填膺，但身邊的不文明行為似乎並沒有減少多少。細細思量，不難發現道德上的泛泛指責並不難，真正抹不開臉面的則是當面去制止。實踐中，90%以上的市民都看不慣隨地扔垃圾、吐痰等不文明行為，但其中隻有10%的市民表示曾經上前勸阻。不文明行為之所以頑劣難治，就是因為缺乏這樣的“在場監督”。可見，在治理不文明行為上，更多需要的往往不是大喇叭裡的批評與呼喚，而是行動上的制止與監督。

　　很多時候，秩序的維護與文明的塑造，成本極高的執法往往不如人意，針對極具分散性的不文明行為，執法者“以勞待逸”勢必力有不逮，有效的治理途徑就是激活公民“在場的監督”。這種監督既是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主體性要求，也是行使公民權利的責任感體現。因此，我看重的不是立法對不文明行為的約束，而是如何去鼓勵、倡導、保障公民在遇到不文明行為時敢於勸阻、勇於制止。對勸阻者的權利進行保障，對反抗勸阻者施罰，真正營造濃厚的“在場監督”氛圍，或許才是治理不文明行為的“對症之藥”。

　　摘編自《檢察日報》

　　【孫華臣：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合理配置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山東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山東省宏觀經濟研究院孫華臣指出，很大程度上，城鄉要素不平等交換、不合理配置是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也是優化城鄉收入分配格局的重點難點。我國在歷史發展的特殊時期，實施的重工業優先發展、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等諸多農業補貼工業政策，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也助推了城鄉收入差距。經濟發展現階段仍廣泛存在的城鄉勞動力“同工不同酬”、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地不同價”、農村部門存款大多用於城市部門投資等城鄉要素不平等交換、不合理配置現象，抑制了農村發展活力，影響了農民增收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仍是突出短板，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有待提高，需要下大力氣、用真功夫綜合施策、對症下藥、重點解決。優化城鄉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必須著眼於穩步推進城鄉發展規劃銜接、基礎設施一體、公共服務均等、產業發展融合，著力打造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摘編自《光明日報》

　　【徐鵬程：防范和打擊非法集資活動面臨的新困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主任徐鵬程指出，在經濟新常態下，伴隨著資本市場的日益活躍與起伏波動，各種非法集資活動也愈演愈烈、翻新百出。當前，防范和打擊非法集資活動面臨的新困境：一是更難以辨別。全社會對非法集資活動的危害性已形成共識，但由於這些活動越來越復雜和隱蔽，加之普通百姓的相關金融法律知識淡薄，很難辨別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給打擊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境。二是預警防范難度大。由於非法集資活動呈現跨地域、跨行業的特點，又與互聯網、移動交互平台等結合緊密，在現有監管體系下很難做到有效預警。三是主動介入困難多。非法集資活動在前期往往較為隱蔽，手段不斷升級，欺騙誘導、花樣百出，大部分公司都打著合法經營的旗號開展業務，等到問題暴露時往往已經造成了巨大損失而無法彌補，執法機關想提前介入但又缺乏足夠証據。四是民間投資理財領域泛濫。近年來，隨著投資咨詢、第三方理財、非融資性擔保等民間投融資中間機構的蓬勃興起，各種非金融機構不斷擴大經營范圍，違規經營現象較為普遍，風險隱患也越來越嚴重，給監管部門帶來更多的壓力和困難。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陳 凌：讓文物“沃土”滋養民族心靈】

　　在文物的保護、搶救、利用、管理上，一些地方還存在“脫靶”現象。有的重視不足，文物保護“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有的挖掘不夠，讓文物“躲進小樓”“深藏深宮”﹔還有的開發不當，隻講眼前利益、不顧長遠發展，過度開發、忽視保護……如此種種，無不說明，激活文物價值、傳承文化血脈，任重道遠。城鎮化進程加快，怎樣在保護和開發之間找到平衡點，使文物保護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眾？新技術浪潮涌動，能否讓文物保護搭上“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的便車？今天的我們，該如何確保對歷史文化懷揣敬畏之心，讓沉寂的文物，完成從文化資源到精神資本的轉換，讓古老文明的基因，在時代的血脈中汩汩流淌？

　　有人曾如此論述文化遺產的意義：“當歷史的塵埃落定，許多喧囂一時的東西都會煙消雲散，惟有優秀的文化會長留世間，給人以思想的啟迪、心靈的溫暖和精神的慰藉”。行進在民族復興的征途上，讓文物“沃土”滋養心靈，讓凝結在文物中的歷史記憶和“文明光芒”照進現實，我們未來的道路必能越走越寬。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