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動物保護需厘清的三個問題

　　新華網 陳俊鬆

　　4月26日，武漢市小動物保護協會發表了一則聲明，稱“418湖北工業大學保衛處碾壓撞狗”事件中所有涉事保安都已被停職。這個結果雖然並非唾手可得，事件也總算是“圓滿”解決了。

　　人類在自身生存有充足保障后，“生存權”的外延就會擴散到其他物種，最先“獲益”的就是動物。普通人被寵物“萌化了”，自然保護區盡力為野生動物創建宜居地。

　　然而公眾的動物保護觀念中也存在諸多誤區，誰該保護、怎樣算違法等問題還有待厘清。

　　哪些動物必須保護？

　　人類保護動物主要是維護物種多樣性，進而保護人類自身。動物個體的死亡是必然的，種族本身卻可以繁衍生息。人類自身資源有限，隻能設置優先等級，於是瀕危野生動物被優先保護，其中又會分為一級、二級等級別。

　　針對這些動物物種的行為有嚴格法律限制，非法捕獵、買賣、食用都可能構成犯罪。大學生販賣燕隼蛋被判十年半因此有法可依，並不冤枉。

　　需要保護動物的范圍具備鮮明時代性，物種資源和棲息地會隨生態環境變化和保護措施而改變。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近日審議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就擬通過調整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將養殖技術成熟穩定的一些人工種群移出該名錄，比如已有百萬頭的梅花鹿，這也與國際上的通行做法相一致。

　　而假如一個物種完全沒有滅絕的擔憂，部分人刻意保護該物種的個體就很可能打破食物鏈，對其他物種帶來威脅。

　　試想一下，若地球上所有人都成“貓奴”，家貓野貓恣意繁殖，那就是鳥類和小型哺乳動物的末日。事實上，貓的威脅已經顯現，為了保護當地瀕危物種，澳大利亞就已經規定在2020年前要消滅200萬隻野貓。

　　哪些行為應受譴責？

　　動物物種不瀕危，個體就不能得到“特殊關照”，但並非意味著個體就完全不能享有一些“權利”。文明化進程使人類不能以“叢林法則”來對待人與動物的關系，如同部分動物肉制品漸漸淡出餐桌一樣，一些對待動物的殘酷行為也被認為是沖擊人類底線。

　　人類並不反對將一些動物“物用”，只是情感聯系要求給予這些動物相對舒適的環境和體面的離去方式。

　　近年各類虐待動物的事件頻頻曝光，活殺鱷魚表演、高跟鞋虐殺小貓等，每一件都沖擊人們的同理心，引起強烈憤慨。每到此時，輿論便會呼吁對普通動物的保護立法，學習相關國家的立法先例，將施虐動物違法化。以殘酷屠殺為樂的殺戮欲與文明格格不入，也無法“物用”，理應得到懲罰。

　　另一方面，裹著善意外衣的盲目放生也應控制。放生背后非法利益鏈早已被多次曝光，善男信女明天准備放生，投機取巧的人今天就去買甚至是非法捕獵動物來賣給他們，堪稱“訂單式”買賣。於是為了放生鳥類，林子裡的鳥反而落入網中、無巢可居。

　　盲目放生還會因放生地不符合動物棲息條件而變成“殺生”——或放生動物難以存活，或影響其他動物生存環境，破壞原有生物鏈。

　　1992年開始實施的《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就考慮限制此種“以善之惡”，條例裡提到違規放生的，林業部門可以責令捕回，一些代表和專家也建議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就放生做出強制性規定。

　　愛心的“群己權界”在哪兒？

　　在動物保護領域中，最直觀、最具沖擊力的是“救助個體”，看到一隻流浪狗從骨瘦如柴到“膘肥體壯”足以在社交網絡中得到廣泛情感共鳴。

　　寵物貓狗因與飼養人形成了情感依戀，部分人對個體意義上貓狗的惡劣命運難以忍受，於是高速上“攔貓”“攔狗”、去狗肉節示威等案例頻繁見諸媒體，其中不乏有搶奪等暴力行為。

　　動物的“權利”由關愛動物者爭取，“權利”爭取又從來都會略顯激進。但法無明文規定即可為，愛心人士站在道德和情感的高度並不能阻止法律框架下的可為之事。

　　人類歷史發展給予動物越來越多的關注，同樣也對人的私域愈加保護，人在私域裡有自由做事的權力，財產權和人身權不容侵犯。“群己權界”在法律框架下有著較為明確的規定，動物保護者還需好好安置自己的愛心，不讓其“出界”，更不能觸犯法律法規。

　　和部分人類群體爭取權益的進程類似，動物保護者能夠推動民眾意識轉變和立法的關注，動物因此能夠越來越“有尊嚴”。但與其越界攔車，不如更務實地普及保護動物的概念，尋找動物安置的科學方法，同時，避免被以愛心之名大獲其利的人所煽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