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财政困境下的“国民捐”

　　晚清的财政危机之深重，恐亦三千年来未有。基础建设与重工业的发展，巨额的战争赔款，都不是尚未成为现代国家的大清朝所能负担的。在危机面前，解决财政危机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借外债，另一条路是借内债。借外债，肯定利权外溢，甚或危及主权，比如海关就得由洋人管理，铁路也得交洋人经营。随着民间社会商业兴盛，渐渐政府就开始打“内债”的主意，当然内债也容易出问题，不然就不会有保路运动，革命也可能不在辛亥年爆发。

　　民国了，财政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中国。总的来说，前官僚与立宪派，倾向于继续借外债，只是要扩大债权国的范围，免得被人掐脖子；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人，更倾向于发动民众，如孙中山就对西报访员说，如果列强逼迫我们，“则惟有与本国人借款之一法”。

　　“国民捐”就是为了应对民国初期的财政危机，由革命元勋黄兴提出来的。

　　黄兴在1912年5月2日的通电中说：

　　“吾国人数约计四万万，其中赤贫如洗者与夫偏地灾黎，固无余力可以捐助国款，而中人以上之产，即可人以银币一圆为率，最富者更可以累进法行之，所得较多者，亦可仿所得税法征之，逆计收入，褒多益寡，当不下四万万元，于特别劝募之中，仍寓公平征取之意，在贫者不致同受牵累，在富者特著义声，而仍不失为富，且捐率有定，可免藉端苛扰之虞。”

　　黄兴对募捐的弊端，应该感触特深。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江南养兵数十万，又要准备北伐，偏偏政府囊空如洗，于是各种募捐运动风起云涌，出门转一天，保准能碰上几十起劝捐的，逼捐勒索的消息时有所闻。不少人听见“捐”字都害怕。现在黄兴提出的这个“国民捐”，至少有三个特点：（1）全国统一进行；（2）一般人捐款只限一圆，穷者不捐；（3）富者累进，捐款与产业挂钩。

　　民众当中，不乏国民捐的热心支持者。一位供职于上海制造局兵工学校的读者王维泰，就“谨拟”了《劝募国民捐灭借外债抵赔款简章》，发表在1912年5月7日《申报》上。这份简章规定了国民捐的唯一用途“专备抵还外债，不得移作别用”，而且“国民捐款虽由官长经收，即汇存外国银行，按月有统一表报，决不存中国各行庄号，致多影射纠葛，以启国民疑虑”。更重要的是：

　　“国民捐一人出一次为限，既经捐过，执有印单者，不得再强迫。”

　　通观这份简章，处处设防，无非是要“俾国民征信”。在这位王先生看来，征收过程公开，汇存外国银行，可以防止贪污；每人只捐一圆，并有印单为凭，可以拒绝勒派；捐款用途确定（只能还外债），可以避免浪费。

　　可是王先生，请等一等，这国民捐是捐款还是捐税，您弄清了吗？

　　黄兴在最初提倡国民捐的通电里，基本上已算定“国民捐”是某种所得税式的捐税：“最富者更可以累进法行之，所得较多者，亦可仿所得税法征之。”55月26日，黄留守再发通电，宣布深思而得的“国民捐简章”，明确规定了国民捐按资产与收入强制征收：

　　“除不满五百元之动产不动产，捐额多少，听国民自便外，其余均以累进法行之，五百元至千元为一级，纳捐千分之二……”然后依次累进，至“千万元以上，统以千分之百六十”，也就是说，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按0.2% —16%的比例收取国民捐。

　　除去不动产，月收入也要上捐。“至政学军商，各界及各工厂之职工等，除以资产，计算纳捐外，应按照其月俸多寡，分别纳捐十分之一二，以三个月为限，月不满十元者，捐纳多少听便。”除应捐额度之外，“例外特捐”至百元、千元、万元者，政府分别给予铜牌、银牌、金牌的奖励。

　　通电发表次日，即5月27日，《申报》的头版评论就对之提出了质疑：“各地之捐，宜由各地方自治团体定为规制，量力输捐，以表白其爱国之微诚，不必由行政长官代为之谋，致有类于勒捐之故事，损我共和之真相焉。”

　　捐款，还是捐税，涉及一个理念之争。中华民国承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则法定税率之外，办非自愿，政府不能逼迫民众出一毫子，哪怕这人是贪官污吏、富商巨贾、浮浪子弟。同盟会从南洋、旧金山多次募得华侨巨资支持革命，也不是用征税方法进行的。但在黄兴等人眼里，国家危亡，国民有责，民国是大家的，大家都得支持，而且这支持要急！要管用！不强捐行吗？

　　集体还是个人？公域还是私域？“国民捐”映现出的，是近代中国至今未决的大问题。

(来源:中国人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