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厘清权力的边界

　　□乾羽

　　教育部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依章程自主管理是高校的法定权利,制定章程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环节。章程绝不是一纸空文,如果不按章程办事,会有各种纠错机制。按照计划,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985高校需于明年6月前完成章程制定,全国所有高校要在2015年底前完成(11月29日《北京青年报》)。

　　高校章程被称为大学的“宪法”,有了高校章程意味着办学有了指南和依靠。所谓指南,就是大学应该怎么办,一所大学不应该是名义上的大学,一所大学的本质应该体现在自主办学上,唯有自主办学才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而所谓依靠,就是办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到及时解决,如果一所大学最看重的办学自主权受到了影响,章程就应该予以纠错,让学校的办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路径和层面上。有了这份指南和依靠,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才可以被承载、被执行,一所大学才能最终成为其所追求的和公众期待的大学。

　　因此,高校章程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章程,大学去行政化的目标就可以一蹴而就,高校就可以顺利地进入自主办学的状态,不会节外生枝,产生其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章程只是一纸公文,章程的价值取决于执行和遵守的情况,而去行政化的目标也不仅仅是自主,自主的同时还应该遵守纪律、做到规范。否则,就容易出现两种被忽视的情形:一种是去行政化只去皮毛,没有深入、渗透到实践中；另一种是去行政化走入歧途,自主权成为新的特权,滋生出更多腐败。这两种潜在的问题直接决定了去行政化的质量,这并不是杞人忧天。

　　先说第一种情形——虽然章程在强调“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但这个目的还需要更具体的路径去实现。比如,政府、教育管理者、学校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如何形成?校长是任命还是选出?意见和分歧如何解决?虽然理想的情形是,三者能够明确角色,各司其职,并在相互配合中团结协作。但一旦产生摩擦和矛盾,问题该如何解决,解决问题的制度渠道是否存在,章程所规定的内容是否会因外来压力而受到直接影响?这些执行中的细节与制度的效力直接决定了章程的效果。只有章程能够做到名副其实,并深刻而全面地影响大学办学,章程所指向的办学自主,教授治校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再说第二种情形——有了自主权之后是否就万事大吉?一个可能产生的结果是,自主权走过了头,因为缺少制约和监督,反而成为了一种新的特权。这是自主办学中需要重视的问题——既然行政化可能产生权力独大的局面,自主办学的权力又何尝不会走样?任何时候,缺少制约的权力都有寻租的惯性,无论这权力是掌握在行政人员手中,还是掌握在教授手中。所以,更关键的问题是,在自主办学之后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让其在透明的环境中清晰运行,以防止产生类似招生腐败这样的严重问题。

　　高校去行政化是个趋势,但去行政化的过程必定艰辛。现在,高校章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蓝图,只不过在这个蓝图实现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两个边界:厘清办学自主权的自由边界,防止自主办学受到束缚,成为空谈；厘清办学自主权的责任边界,防止自主办学成为权力寻租的遮羞布。如此,自主办学在高校章程的指导下才能真实,并呈现出人们期待的样子,而不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