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寄语“农民工2．0”：不服输、不放弃、有耐心、靠智慧

　　新华网北京3月7日新媒体专电 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中，有的本身就是农民工，有的出生于农民工家庭，还有的在工作生活中经常和农民工接触。他们如何看待农民工子女的困惑与迷惘？

　　尽管所处时代不同，知识结构与价值观各异，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艰苦奋斗”应是这一群体代代相传的宝贵品格。除了营造公平的奋斗环境外，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应当更受关注。

　　“他们和我们那一辈很不同”

　　客观来说，随着时代进步和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农民工子女的眼界和文化素质都有较大提高。代表委员们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代要比老辈强，这是肯定的，但农民工子女也有必须要克服的弱点。

　　全国人大代表吕华荣，是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西服整熨工，在平凡枯燥的岗位上，一干16年。在她看来，现在的“农民工子女”跟自己那一辈人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特别是工作态度方面。

　　“我们那时候出来打工，是因为穷得快生活不下去了。我找到的那份工作，还是做保安的丈夫跟老板娘说了好几回情才换来的，所以特别珍惜。”

　　可现在一些农民工子女，对工作大都抱着玩玩的态度。吕华荣说，“刚来厂里没几天，听说别的厂工资高、工作时间短，很快就走了。勉强留下来的，还常常会跟老板提这个那个要求，这在我们看来，是想都不敢想的。”

　　吕华荣讲了一个同事的故事：“小姑娘刚刚20出头，父母原来也在城里打工。她每天嚷嚷着要存钱，可发到工资转眼就花光了，年底连买年货回家的钱都没有。”

　　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凭借勤奋而低调的为人，从什么都不懂的“打工仔”，逐渐成为了单位的技术革新能手。对于后辈们的“娇气”，他也是深有感触：“现在一些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虽然生在农村，但没有种过地，没吃过我们小时候那种苦，所以对生活更加挑剔。”周振波说，单位里车间招加油工、烘干工，一些农民工子女觉得工作无聊，没坚持几天就不干了。

　　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1995年刚到上海时，连电动缝纫机也不会用。一步步走到今天，靠得是不服输、不放弃的拼搏精神。然而，她觉得在新一代农民工身上，这种改变命运的拼劲有所减弱，与他们从小成长环境的改变不无关系。

　　农民工子女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沟通时间少，“遥控指挥”多。朱雪芹说，孩子隔代教养，老人过分宠溺，又缺少规则和法律常识。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时候，这些孩子来到城市，就会容易被坏风气影响，“少数人时常到网吧、歌舞厅、电子游戏厅玩，结交不良朋友，甚至走向歧路。”

　　“未经艰苦奋斗的抱怨更像是借口”

　　不少代表委员说，自己能有今天，得益于艰苦的生存环境，培养了自己奋斗的习惯和乐观的心态。但对于现在大多数农民工子女而言，这方面的历练比较缺乏。

　　“如果想摆脱贫困，就要去学习，去努力工作，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朱雪芹说，如果没有主观努力，没有经过艰苦奋斗，那么任何的抱怨都更像是一种借口。“要珍惜现在的每一天、每一秒。至少在晚年的时候，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路是脚踏实地的，这很重要的。”

　　艰苦奋斗不是一句口号，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可以是在一个岗位上兢兢业业，比别人做得好、做得专；也可以是有计划地积累资本，在适当的时机寻求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说起了身边一位“农民工子女”的奋斗史：“这个人叫茆洪光，10年前随着父亲到奉化滕头村打工，后来把妻子也带过来。小夫妻俩先是在服装厂做技术工人，做了6年多以后，熟悉了服装加工的所有流程，也有了自己的人脉关系，就开始创业做老板。厂子租在滕头隔壁的村庄，招了20多个工人，一年下来也有不错的收入。现在他们的孩子在滕头小学读书，家里买了车，等积蓄再多一点，他们准备买房子，成为一个新奉化人。”

　　“十年磨一剑”，这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全国政协委员刘建军说，新一代农民工大都还很年轻，脑子灵活、可塑性强，但也缺乏稳定性。“一定要考虑好自己的出路，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和把握，有意识地多学两三种技术。否则的话，稍微年龄大一点，竞争力就没有了。”

　　让他们“留得下来，也要回得去”

　　代表委员们认为，化解农民工子女的心病，应从内外两处着手。一方面，发挥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作用，重视其心理健康需求。另一方面，保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新一代农民工，能留在城市，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周振波说，这次参加两会，他的一项建议就是关于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教育的。“呼吁政府部门能关心农民工子女的生存状况，对他们加强免费的心理疏导、法制宣传和职业培训。”心理疏导应重点关注其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城市精神和文化认同，增加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水平，提高抗挫折能力。

　　对于部分农民工子女认为城市对他们缺乏包容性，社会保障方面不够公平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留不留得下来，得看你有没有能力。既要保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要从制度上给进城务工人员一个清晰的目标。”

　　比如广东中山、上海等地针对外来务工人员落户的积分制度，陈锡文觉得就是一种积极的尝试，“进城务工人员可以据此了解享受相应资源和服务的条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符合条件，积分慢慢涨上来。”

　　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技能，应是缓解其内心压力和焦虑的“法宝”之一。全国人大代表李科平建议，包括“农民工二代”在内的劳动力输入省与输出省合作，建设专业型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应着重打造专业更对口、培养方案更复合、更着重于实践操作的培训基地。(记者俞菀 岳德亮 罗争光 商意盈)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