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再袭北京，两会“抽丝剥茧”议良策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倪元锦）8日，北京空气质量转差，形成重度污染。预计接下来几天，较重污染还将波及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又是一轮区域性雾霾。距离3日的雾霾，仅不足一周。

　　中国两会在会期中连续遭受重度空气污染袭击，比较罕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决向污染宣战”，两会代表委员紧锁眉头，探寻对策。

　　过去二三十年间，工业化、城镇化、汽车文明在中国叠加兴起，远远快于西方国家超过200年的发展历程。环境承载与污染排放，是眼下中国许多省区市必须面对的平衡考题。

　　“历史上有伦敦烟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等前车之鉴，而中国霾也自有特点，污染复合、区域连片、频繁爆发。”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说。

　　《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指出，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治理为突破口，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新机制，实行区域联防联控，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去年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提出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统筹区域环境治理；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制定完善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

　　然而，2月下旬全国大范围雾霾天气，暴露的更多是管理问题。环保部督察组专项督察显示，多地环保在线监测设备基本形同虚设，数据失真严重，区域“联而不动”。

　　“科研大体与国际接轨，减排工程设计也已到位，大气污染治理暴露管理纰漏。企业唯利是图、藐视法律，部门执法不严、惩处不力，公众意识不强、监督缺位。”秦大河说。

　　一些代表委员分析，藏在管理问题背后的，是中国环保进程中的“特色国情”——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甚至不乏企业将超排罚款列入生产成本。

　　为适应“形势”需要，一些排污企业虽装上环保设备，却平日“束之高阁”，管得严时才开启应付检查。北京一家生产除尘、脱硫设备企业的总工程师说，综合各项环保费用，不用环保设备的钢厂一年能剩下至少数百万元，大的钢厂能剩下一两千万元。相较之下，区区几十万的罚款，显得“毛毛雨”。

　　“立法是保障，执法是利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说，肆无忌惮的造假和违法，都可通过执法到位解决。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两会期间表示，号召群众揭发破坏环境现象。“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的前提，是要求企业向社会公开排污数据，将其称为‘商业秘密’的企业，就好似对医生隐藏病痛的患者，毫无逻辑。”李大进说。

　　然而，中国的环境监管体制不甚完善，监管能力较弱，许多企业环保意识有待提升，化工、电力、矿产开发、油气传输等项目，其户外开发、生产又可能引发环境污染。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欧阳淞建议，亟需健全项目审批时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环评，扩大监督渠道，严格环境准入，并明确环境保护行政问责的对象、范围、条件等。

　　从事环境系统分析研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说，治理雾霾，需要对污染来源、危害进行评估，用科学决策治理路径。

　　“还特别需要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而媒体是个重要角色，需要专业解读，给老百姓准确传播国内外科学界的主流共识。”他说。

　　秦大河指出，污染在中国呈现出复合、爆发态势，是由于没有踏上绿色、清洁、低能耗、高产出的道路，“治理环境的长远之策，是创新驱动，发展和推广绿色技术”。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