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良政优：“贞观盛世”的治国保障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年间(627—649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封建治世——贞观盛世。唐代史学家吴兢评论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以来，未之有也。”这一评论，绝非虚誉。时至今日，回首1300多年前的贞观盛世，依然为国人萦怀追慕。细而思之，贞观盛世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尤以政治清明高效、社会和谐发展为显著。探求原因，可得多项答案，但贞观时期优良的国家立法和执法无疑是盛世出现的重要法律保障。

　　法者，乃天下之法，不以诏敕代法律

　　唐太宗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国家法律建设，认为国家法律“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认识到法制建设对治国安邦的极端重要性。唐太宗还说：“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把法律视为施政之权衡与准绳，强调以法治国。又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阐述法律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历代封建皇帝中，能够如此明确深刻认识到国家立法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皇帝的权力极大。所谓“口含天宪”，“诏敕入律”，是指皇帝的言辞或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敕、令、制、赦、德音等文告，可视同法律甚至高过法律。但是，唐太宗并不这么想当然，而是有着自己的清醒和自觉。唐太宗认为，作为一位皇帝，“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不可轻易以自己所颁布的诏敕等代替国家法律。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贞观六年（632年），他又对大臣们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等以为事小，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

　　唐太宗这样说，强调自己颁布的诏敕不能有违国家法律，不能以自己的言论或诏敕等代替国家法律，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他也能够身体力行。

　　贞观七年（633年），贝州鄃县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门夫犯法，唐太宗一时愤恨，下制书令杀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上奏说：“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裴）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画一之理。臣职守宪司，不敢奉制。”唐太宗听从谏言，收回成命，依法从轻处罚裴仁轨并褒奖李乾祐。同年九月，举行科举考试，有的考生欺诈造假。唐太宗出于气愤，颁布敕令，令造假考生自首，若不自首即处以死刑。大理少卿戴胄并不奉敕，而是依据法律，判决造假考生不自首而被查出者流刑。唐太宗很不满意，对戴胄说：“朕下敕不自首者死，今断从流（刑），是示天下以不信！”戴胄回答说：“陛下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唐太宗又说：“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戴胄接着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指太宗所颁敕令），当时喜怒之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唐太宗立刻醒悟，对戴胄说，我有过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贞观八年（634年），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言事，由于言辞激切，唐太宗欲治其诽谤之罪。魏徵及时进谏，说臣下上书非言辞激切不足以引起皇帝重视，实非诽谤，不应定罪。唐太宗采纳魏徵的谏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失，下令赐给皇甫德参二十段绢帛以示奖励。唐太宗过而能改，清醒自觉，及时纠错，难能可贵，带头保障了国家法律的权威。

　　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恤刑重人命

　　隋亡唐兴，马背上得天下的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推翻隋炀帝暴政的壮举，认真总结了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认为隋炀帝“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唐太宗还进而总结了许多王朝的兴亡史，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基于这种认识和总结，唐太宗明确提出了“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用法务在宽简”；“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的思想，强调国家立法要简约，执法要宽简，切忌法繁刑密，条文复杂，严酷执行。在此思想指导下，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大臣对《隋律》和唐高祖武德年间修成的《武德律》大事精简，“尽削大业（隋炀帝年号）所用烦峻之法”，“削烦去蠹，变重为轻”，以“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其中，对于死刑的削减最多，史云“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即废除了近一半。同时，唐太宗还强调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说：“律令格式（唐代法律的四种形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易生。”又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这些认识和思想保证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修成的《贞观律》的宽平简约，确定了唐朝国家法律的基本内容，维护了法律的长期稳定。

　　唐太宗还认为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说“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要求“应恤刑重人命也”。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因一时冲动，错杀大理丞张蕴古和交州都督卢祖尚。事后反思，深感后悔，认识到对于死刑三奏而后行刑的“三覆奏”规定仍不够慎重，遂下令改为“五覆奏”，即对死刑经过五次上奏确认无误后再行刑，对死刑案件的审判执行更加审慎。贞观六年（632），唐太宗“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悉原之”，赦免了全部罪犯的死刑。这种立法简约、执法慎重、尊重生命的思想和实践，符合了唐王朝初建时期人心思定的大局，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秩序的和谐发展。

　　人有所犯，一一于法，执法务必公正

　　如前已述，唐太宗十分重视对于历代败亡教训的总结，认为其中的一条是“自古帝王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为保障唐王朝国家的长治久安，唐太宗认为必须杜绝执法混乱，要求“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理国守法，事须画一”，要求“法之所行，无舍亲昵”，强调执法务必公正，坚决不徇私情。

　　在这一方面，唐太宗也能做到言行一致，自觉践行。

　　贞观九年（635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因延误军期被主将李靖处罚。高甑生心生愤恨，诬告李靖谋反。其诬告行径被查实后，被判处发配边疆的徒刑。有人对唐太宗说，高甑生是陛下当秦王时的功臣，请宽赦其罪。唐太宗说，高甑生是我的旧部，建有功勋，但他违背李靖军令，又犯诬告之罪，于法当判徙刑，我虽内心感怀其功，但不能违法赦免其罪。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任职安州都督，多次出行打猎，严重损毁当地百姓田粮财产。侍御史柳范上表弹奏李恪。唐太宗并不袒护，结果李恪被罢免官职。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的外甥洋州刺史赵节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罪当处死。太宗的姐姐长广公主向太宗求情，“以首击地，泣谢子罪”。太宗“亦拜泣曰：‘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的叔父江夏王李道宗“坐赃下狱”，即因贪污罪被捕坐牢。李道宗为皇室至亲，又屡立战功，但唐太宗并不赦免其罪，而是批评叔父贪得无厌，说：“道宗俸禄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果断罢免李道宗的官爵并削夺其封邑。由上可见，唐太宗确实能够不徇私情，严正执法。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就此评论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今天来看，唐太宗对于国家法律是治国施政之本的认识明确，其立法简约、执法公正的思想尤其是不以诏敕代法律的清醒和自觉，对于贞观时期优良的立法执法以及贞观盛世的形成贡献巨大，也彰显了他一代明君的英明之处。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