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把死刑标准彰显法治文明

　　刑法修正案(九)取消9个死刑罪名，意味着中国在“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道路上又前进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现行刑法作出修改，以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适应预防和惩治犯罪的需要。根据修正案，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9个死刑罪名被取消。修正案自今年11月1日起施行。

　　根据刑法规定，死刑适用“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取消9个死刑罪名。2011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犯罪的死刑，现在又取消这9个死刑，中国废除的死刑罪名将接近三分之一，适用死刑的罪名变为46个。这意味着，中国将在“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道路上又前进一步。

　　古今中外，在一国法律体系之中，刑法和民法数量之比，往往被视为社会关系松紧度的一个指标。而就刑法本身而言，死刑在刑罚中所占比例，则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文明的演变进程。“死刑”古已有之。越是在野蛮的社会里，死刑的运用越普遍，从欺君到通奸、盗窃都可能被处以死刑。尤其是对于杀人行为，判处死刑更被认为罪有应得，因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法治时代，人们才开始关注犯罪人的权利，开始反思刑罚的正当性，包括死刑的适用与废止问题。

　　中国现行刑法制定于1979年、大修于1997年，正值“文革”和“严打”结束之后，尽管带有经验教训的总结，但都不免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烙印。如刑法分则规定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列有死刑罪名。虽说，此后经历了7次修正，但与罪刑法定的本质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一方面重罪罪名较多，刑法规定有68个死刑罪名，且刑罚的设计不太符合人的生理规律，比如缺乏真正的终身监禁刑罚，有期徒刑的上限不足以产生震慑犯罪的功能；另一方面，在重罪和轻罪之间缺乏科学的平衡、过渡体系，尤其是重身体刑轻经济刑，不符合经济社会的规律，并使得一旦错判错关就无法挽回。

　　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诸种病症及犯罪者个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不可能通过单一的重刑威慑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现代犯罪学的研究表明，在重刑化思想影响下，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不佳的状况，人们会本能地归结为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继续加重惩处，这对社会而言实际是一种恶性循环。

　　不言而喻，如果一个社会过度依赖刑法和刑罚，即使社会在短期内治理有效，但更多时候更像一种“饮鸩止渴”，它既可能导致社会放弃从根源上治理犯罪的努力，也有加强罪犯与社会对抗心理的危险。此次，刑法的修改不仅与普通公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还承载了社会对法治文明进步的期待。随着轻刑化正成为世界潮流，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轻刑化是人类进一步走向文明的标志。此次，刑法大修无疑体现了对原有法定社会关系的某种舒缓，实为法律进步、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