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议地方债：不能盲目提“风险可控” 地方领导应终身追责

人民网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 刘茸）今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国务院提交的地方债工作报告。多位委员在审议中犀利质问，表达担忧，并要求配套财税体制改革尽快跟上，相关信息尽快公开，以落实各级人大、政协、社会公众的监督。

意见：地方债信息需进一步公开

“前任领导巨额举债、高额投入，拉动经济取得了几年快速增长，城市面貌、环境大为改善，上级满意，百姓点赞，业绩突出，于是升官晋级，拍拍屁股走了。后任领导接手后，到了偿债高峰，借新债又受到限制，巨额的还本付息不仅挤压了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财政资金，甚至影响到了发工资，引发了民怨。”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包克辛在审议中指出，上述情况在各地多发，并且“对政府债务的管控寄希望于事后的追责靠不住，必须把重心放在事前和事中”。他同时认为，此次的地方债务报告与8月相比，透明度、信息量大多了，但仍有“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反而说明里面问题很大。

“现在为什么各级政府都对自身的债务讳莫如深？就是怕上级、人大、政协和老百姓的监督和质疑，同时也有利于瞒天过海、‘一女多嫁’，用虚假资料获取贷款。”他建议，上级政府应全面公开下一级的政府债务信息，并申明未经上级政府核实、确认、公布的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均不予承认，不受法律保护，以逼隐匿债务“显形”，同时遏制下级政府和贷款方的冲动。

冯淑萍委员则认为，追责问题仍应当重视：“原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借债，不能担保，现在债也借，也担保了，法不责众了，没有问责。如果说以往可以这样做，出新规定了是不是违规了还不问责？到底怎样处理这样的关系，应予关注。”

意见：还债难度大，不能仅看到“风险可控”

22日，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作了《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据他透露，据初步测算，2014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的债务率为86%，风险总体可控。截至12月11日，各地已发行置换债券3．18万亿元，完成下达额度的99%。

委员们在审议中建议，不能仅看到“风险可控”而盲目乐观。姚胜委员指出，我国政府债务粗算达36万亿以上，可能占到GDP的60%左右，约是2015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的1.78倍，“这么大的债务还起来会很困难，债务利息负担也重，估计年度利息达到上万亿了。这么重的债务负担扛在肩上，不好一个劲儿地喊我们的债务‘风险可控’。”

陈竺副委员长说，报告已经提到有的省、地区负债率超过100%，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了100%，未来可能出现地方政府事实上“破产”。他提醒说，这个问题值得警惕，应该未雨绸缪。

沈跃跃副委员长也提醒，尽管整体看风险可控，但要高度重视那些债务高、偿还能力弱的局部地方债务风险。

问题：中央该不该为地方“兜底”？

吴晓灵委员指出，现在的工作只是推迟了债务兑换的时间，但并没有解决大量地方政府债务的质量问题，仍需下大力气对现存的政府债务做认真分析，寻找化解的办法。

“中西部地区大量的高速公路建设，对于全国经济、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但是要靠这些地方的车流量来还债的话，我估计是非常难的。”他提出，可以考虑将中西部基础建设的部分债务，从地方政府债转换为中央政府债。

但任茂东委员警告，现在违规借债没有真正得到重视，国务院报告中肯定其积极作用，这意味着举债逻辑仍在发挥作用，即：禁止借债，但有了风险中央财政兜底。

“举债权力和还债的责任相脱节这种现状不改变，必然导致地方债务风险意识非常淡薄。”他提出，财政部门应该严格依法管理好地方债务，过几年不再出现中央财政找办法为地方债还债的局面。

朱静芝委员认为，中央财权和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的责任，边界仍不清晰，是地方债屡刹不住的深层次原因，“当领导的都愿意给地方做点贡献，政绩是与财权、事权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就形成了借债的问题。”

建议：重视对个案的处置 加强社会监督

辜胜阻委员认为，现在解决地方债风险使用的债券置换方式，会对市场产生其他负面效应：“过去借的钱是10%的利息，现在让银行来买再来置换，给他3.5%的债券利息，对地方政府来说少了2000亿，但是银行的利润是国有的，是要交给政府的，这样一种算法是不是合理？我们也在研究，置换债券有一种挤出效应，你做了以后会影响其他企业的债券融资，会产生一种挤出效应，其他就不好发了。”

他建议，采用“定点爆破”避免系统性风险的思路，容许对个案违约债务的处置，“比如美国在地方政府债务上让底特律破产，就是要避免系统性风险，底特律破产以后会警示、教育一大批城市城市管理者。”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龙秋华提出，政府贷款还是要明确责任人，银行放贷也要明确责任人，对政府贷款要终身追责：“实际上很难控制政府贷款，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到银行把钱借出来，如果明确了责任人，终身追责，他就要思考了。”

罗亮权委员提出，债务监管不能一刀切，“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比较缓慢，希望中央在‘十三五’仍然安排这些地区合理举债，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建设。”

廖晓军委员建议，将“本级政府债务是否纳入预算管理，新增债务是否开会调整预算，是否在安全线以内，举债主体、举债方式、举债用途等等是否规范合理，检查有没有风险控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基本的东西，纳入各级人大审查视野。

从社会资金代替政府投资进入公共领域的角度，吴晓灵委员提出，产权保护等根本性的问题仍在使社会资本犹豫不前。“我们实际做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两点（产权保护和契约精神）认认真真落实下去，所以社会资本在观望，不敢进去；在配套的规则方面，财政部和发改委都出台了一些文件，我个人认为这些法规的层级还比较低，最好上升到国务院条例的层次上，这样才能给大家吃更好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