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委员建议立法确定司法公开标准

　　“司法公开要依法推进，目前，司法公开还有一定的随意性，哪些该公开、哪些不公开，不能由法院自己决定。”11月6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连宁说。

　　李连宁委员提出，目前最高法出台了推进司法公开的意见，建议逐步上升到法律层面，或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深化司法公开的决定。

　　2013年7月1日，最高法开通中国裁判文书网，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以调解方式结案、离婚诉讼或涉及未成年人子女抚养等情形外，各级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

　　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报告时表示，截至今年10月15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超过2180万篇，访问量突破31亿人次，其中超过8亿人次的访问量来自海外，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

　　李连宁委员的建议得到了一些委员的赞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雯还提出，除了裁判文书公开，司法公开还包括哪些内容？合议庭的内部合议笔录、少数人的意见、一些卷宗材料能不能公开？在什么时间公开？作出裁判以后多久能公开？

　　“这些都需要有法律规定，防止司法公开的主观随意性。现在，最高法主动推进这个工作，制定了意见，是不是哪天不想公开就不公开了，建议由最高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一个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的决定，不能自己决定公开什么，要有法定的安排。”王明雯说。

　　周强在报告中指出，目前裁判文书公开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法院存在裁判文书选择性上网现象，部分应当上网的裁判文书由于种种原因未上网公开。一些裁判文书过于简单，说理不充分，有的还暴露出裁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

　　全国各地法院的司法公开程度参差不齐，部分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信息化基础薄弱，软硬件设施达不到司法公开平台建设的要求。有的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的自动化水平低，一线审判人员开展裁判文书上网的工作量过大。

　　今年10月，《中国法律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由清华大学何海波教授、于晓虹副教授及马超博士所作的《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指出尽管裁判文书的公开已取得重大成果，但文书公开量仍有待提升，一半以上的文书仍未公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公众关心的案件，无法在网上找到。此外，在裁判文书公开的地域分布中，“西低东高”的现象较为明显，地区差异有待进一步消除等。

　　针对裁判文书公开上网存在的问题，周强表示，最高法将继续推进司法公开平台建设，加大裁判文书全面公开力度，建立严格的不上网核准工作机制，杜绝选择性上网问题；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增强除“要素式”以外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充分运用司法大数据、人工智能促进统一裁判尺度；积极争取各方面关心支持，不断完善硬件设施和技术条件，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为司法公开提供有力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令狐安表示，最高法提出的立案公开、庭审公开、裁判标准公开、裁判理由公开对公正执法、特别是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令狐安委员说，近年来曝光的冤假错案都有个共同点，就是搞刑讯逼供，信口供不信证据，不招就打，打了就招，招了就判。

　　“内蒙古的呼格案平反后全国反响很好，但没有谈到呼格案的责任问题，群众反映很大。青海监狱驻所检察人员主持正义，多年呼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了张氏父子杀人案，纠正后反响很好。但是谁搞的刑讯逼供？应承担什么责任？也没有下文。”

　　令狐安委员说，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由于认识和实践有差距等原因造成的侦办审判失误可以谅解，但对搞刑讯逼供的不能谅解，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做人的道德角度都不能谅解。

　　令狐安委员也建议最高法在时机成熟时提出司法公开的立法建议。（记者 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