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彭真深思的“三個關系”

　　處理好黨和國家政權的關系，人大和“一府兩院”的關系，人大及其常委會內部個人和集體的關系。

　　如何加強和改進人大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景宇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楊景宇曾長期在彭真身邊工作。他回憶說：“彭真同志強調，在我國，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堅持黨的領導、遵從人民意志、嚴格依法辦事，三者是一致的、統一的。”

　　“彭真同志認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加強政權建設，需要處理好黨和國家政權的關系，人大和‘一府兩院’的關系，人大及其常委會內部個人和集體的關系。”楊景宇說，“為了正確處理這三者關系，彭真同志作了深入研究和嚴肅思考。”

　　執政黨與國家政權

　　彭真一貫堅定堅持黨的領導，他認為這是歷史的結論、是人民的選擇。楊景宇說：“彭真同志講過，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向何處去?許多仁人志士都在尋找出路，爭論來爭論去，不外就是一個問題：誰領導，走什麼道路。實踐最終証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如何正確地堅持黨的領導?楊景宇說：“彭真同志明確提出，共產黨執政后，凡是國家的事情，關系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光是黨討論決定還不行，還必須同人民商量，通過國家政權作決定。按照憲法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各級人大。堅持黨的領導和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並不矛盾。黨的領導，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政治領導、方針政策領導。黨的決定是政治性的，不是法律，沒有強制力，隻能靠說服教育，不能強制推行。黨的意見隻有同人民的意見結合起來，經過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通過，才能成為憲法、法律，成為國家意志，成為全社會都必須遵循的活動規范和行為准則。”

　　彭真在主持1982年憲法起草過程中反復強調，憲法序言規定：全國各族人民、各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組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當時他講，‘各政黨’當然包括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各族人民’當然包括作為人民一部分的共產黨員。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胡耀邦同志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也講了，新黨章關於‘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規定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楊景宇說。

　　人大與“一府兩院”

　　在中國，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人大及其常委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制定法律，並就國家重大問題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定;在這個前提下，又明確劃分了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這樣的體制，既可以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同時又能使“一府兩院”依法各負其責、互相配合，保証國家各項事業有效進行，集中力量辦大事。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彭真說，人大和它的常委會同政府的關系，一個是權力機關，一個是它的執行機關。省級人民政府有兩個“婆婆”，一個是省級人大和它的常委會，一個是國務院。省級人大常委會在同政府的關系上，方針不是“唱對台戲”，但也不是等因奉此、不問是非的“橡皮圖章”，方針是實事求是，以人民利益為根據，以憲法、法律為准繩，是就是，非就非。對的，就肯定，就支持;錯的，就否定，就糾正。它錯了，違法了，你也不管，那還怎麼代表人民?

　　彭真說，人大常委會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主要是監督它是否違憲、違法，是否正確執行國家的方針、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人大常委會不要代替政府工作，不要不恰當地干擾政府工作，隻管重大原則問題。至於具體工作，還是由政府去辦比較好。重大原則問題，該管就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日常工作問題不必去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個人與集體

　　彭真說，人大是集體行使權力、集體決定問題，集體有大權、個人沒有權，不是個人負責制，而是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基礎上高度集中。

　　楊景宇回憶，彭真同志多次說，“民主是需要花時間的，不能怕麻煩”。1983年8月25日召開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前，研究為會議審議幾個法律案安排的時間，彭真說：不是安排討論四天嗎?四天不夠就五天，要多少天就多少天，總之要把問題搞清楚。一言堂，五分鐘就解決了，行嗎?實行民主集中制，就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沒有足夠的時間不行。

　　楊景宇說，為了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做實，推進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職權的規范化、程序化，彭真同志提出的兩項措施是開創性的：一是，法律案由“一審制”改為“兩審制”，經過兩次常委會會議審議才付表決。實際上，有些法律案由於牽涉復雜問題，為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統一認識，經過多次審議才獲通過。二是，審議議案，特別是重大的法律案，除分組審議外，又增加了聯組會議制度。在小組充分發表意見的基礎上，把各小組集中起來召開聯組會議，展開討論重大問題，便於各種不同意見展開討論、甚至辯論，經過反復協商，以求達成共識。“這兩項舉措看似立法程序的改進，實質上成為推進民主立法的制度性突破”，楊景宇說。（記者 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