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巴平措:从雪域高原走来的国家领导人

他出生于一个普通藏族家庭。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副局长，到县委书记、地区专员、地委书记、拉萨市委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他多次真诚地表示感恩：“从基层工作到现在这个岗位，我离不开党的培养，离不开各族人民的信任，离不开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可以说，我遇到了一个好时代，遇到了一些非常开明、高度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领导同志。”

记者曾于2010年8月在拉萨采访了向巴平措。那时他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那次，他身着藏蓝色西装，系着蓝色斜条纹领带，身材修长，面部轮廓清晰，高高的鼻梁上架着浅棕色眼镜，眉宇间透着英气。他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语调平顺，语言质朴，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风度儒雅。近两个小时的谈话，向巴平措渊博的知识、务实的作风、淡定的气度，更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前不久，记者再次采访了向巴平措，此时的他已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地点则是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

这位农奴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向记者讲述起很多年以前，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第二期中青班学习的往事。一个肩背用草绳系着的两行李包的藏族青年风尘仆仆地到中央党校报到。那是1981年，34岁的向巴平措来到北京……记忆的闸门缓缓打开，向巴平措回忆说：“我当时肩上挎着两个行李包就去了。班主任问我，‘你怎么这样就来了啊！’我回答说，我们在西藏就是背着个糌粑口袋跑工作的，都习惯了。”

昌都老家有棵大柳树

向巴平措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昌都镇一个普通藏族家庭，全家以种菜为生。他告诉记者：“我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常听老人们讲，那时候，农奴和奴隶除了天上的太阳、月亮和空气，什么也没有。”1950年，解放军解放了昌都。这成为昌都乃至西藏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向巴平措的命运由此改变。

“我这个年纪的一代人出生的时代正好，五星红旗插在了昌都镇，那年我3岁。” 向巴平措娓娓道来，“在我的老家有一棵大柳树，大树周围住着5户人家。解放军来了，农奴翻身得解放，几家人的命运发生了彻底改变。大柳树下这几家人的孩子大都从那里走了出来，有两位担任了省部级领导干部，有三位担任了地厅级领导干部，还有几位担任了县处级领导干部。因此，有人开玩笑说那棵大柳树的风水好。其实，我们心中的那棵大树就是共产党。没有解放军解放昌都，没有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哪有藏族人民的今天。我1947年出生，属猪。出生日期记得不准确，只知道大概是八九月份出生的。我是在上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5月6日——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在我心里，共产党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把入党作为自己的再生。从此，我的各种证件表格上填写的出生日期全都是5月6日。”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3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3月28日，成了一道分水岭：一边是历史中农奴制的旧西藏，一边是现实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西藏。

向巴平措感慨地说：“我遇到了一个好时代，有机会上我们党创办的西藏第一所小学。当时我上的这个学校都是混合班，班里有三分之一是汉族学生。学校用藏汉‘双语’教学，老师要求我们在学校既讲藏语，也说汉语。我们那所学校的老师水平很高，有很多老师是随军进藏工作的汉族领导干部的家属，有好几个老师曾经是大学讲师，学习氛围特别好。能上这样好的学校，我很幸运。”

1970年，向巴平措进入昌都地区农机厂工作。两年后，他被选送到重庆大学学习。之后，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副局长，到县委书记、地区专员、地委书记、拉萨市委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自己的成长过程，向巴平措多次真诚地表示感恩：“从基层工作到现在这个岗位，我离不开党的培养，离不开各族人民的信任，离不开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可以说，我遇到了一个好时代，遇到了一些非常开明、高度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领导同志。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尽职尽责、勤劳扎实地做好党和人民交付的各项工作。”

“我有记笔记的习惯”

谈到担任副委员长后工作生活的变化，向巴平措说：“我到全国人大以后，外事活动比在西藏自治区多了一些。像2013年7月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使应邀赴蒙古国，出席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的就职典礼；2013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兰布里尼季斯，与他们就人权事务和中欧关系进行了交流；2013年10月应拉美议会邀请，率全国人大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拉美议会在巴拿马城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年会。此外，在北京还会见了一些外国议会等团组。除了参加日常会议和人大安排的活动外，我的时间大多用来学习充电。每天到办公室学习中央文件，阅读报纸杂志、各种内参资料。”

向巴平措的阅读涉猎面较广，尤其对中华文化、国学方面的书比较感兴趣。 “我喜欢看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和文章，论述详细、信息量大，比较关注我们国家改革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热点问题。现在咱们国家到了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不多掌握一些各方面的知识，很难跟上形势发展的步伐。同时也看一些文史资料。到了人大以后，注重看一些民主法制方面的书……”向巴平措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几个本子给记者看，“我有记笔记的习惯。除参加会议作记录外，我还把中央文件的要点部分，中央领导讲话特别是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点，以及书里读到的精彩片断等做一些文摘，写在本子里……”

“人大是个温馨的集体”

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向巴平措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对人大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现在全国人大立法任务也非常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还要不断完善，里面‘装修’的任务还非常重。随着经济发展、改革深化，现在需要完善、修改和制定的法律越来越多，因此立法层面任务相当重。从监督层面看，人民群众确实对人大寄予厚望。现在媒体监督比较到位，很多问题都是由新闻部门和媒体报出来，然后加以改进，得到解决。人大的监督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望还是有差距。”

向巴平措又补充道：“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虽然还不到一年，但我总的感受是，履职意识和水平明显增强。无论是立法还是监督，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常委会会议上，无论是委员，还是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都很积极地发言，常常使得分组审议的时间比以往延长许多。每个人的发言都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发言中的套话较少，穿靴戴帽的不多，大都直接切入主题，谈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谈问题也不回避，直截了当，谈修改意见也是经过认真思考以后提出的。此外，常委会党组会议、委员长会议民主氛围浓厚，尤其是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注意听取大家的意见。德江委员长领导经验丰富、思维敏捷，对人大工作的定位把握得准，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图、人民的意愿。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首先要学习好、领会好中央精神，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也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来自方方面面，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特点，社会阅历比较丰富。大家工作相互配合，工作的氛围还是挺好的。人大工作涉及面广，标准高、要求严。全国人大各个部门的同志能力强、素质高，对工作熟悉，基础工作很扎实，提交大会审议的各项议程在会前都深入调研、充分论证，会上各项议程的审议进展得都很顺畅。这说明，人大会外的工作量很大，人大工作‘功夫在诗外’。”

“民族工作需要干的事不少”

向巴平措有着超强的记忆力，经常是一连串的数字脱口而出。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他始终有着紧迫感，他说，“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监督工作计划要求，围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调研。重点调研民族区域自治法贯彻实施情况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包括：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影响和制约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方面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保障情况等，以及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具体措施和办法的制定实施情况。我带队去了两个地方，广西和贵州。”在向巴平措看来，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确实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这些地方民族特色非常鲜明，纵向比发展速度也很快。2012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达13031．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3％，人均生产总值达到4427美元；2012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实现680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96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7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53元。执法检查一路走下来，我们看到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虽然物质还不够富足，但当地百姓的那种幸福感并不亚于大城市的居民。一方面，民族的风俗文化越凸显，对旅游的吸引力越强，现已经看到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政府采取资金项目倾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政策和措施，使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普遍改善，生态环境持续良好。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是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我经常说，咱们国家明确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个地方起点不一样，基础也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但是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样的，时间是一样的。有些地方收入还是比较低，尽管自己和自己比较增长幅度很大，从发展速度上看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百分比的含金量不一样。我们去的个别地方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两三千元，而发达地区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则达到上万元。虽然发展速度快，但是实际差距有些地方是在拉大，不是在缩小。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任务也很重。去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询问，从国务院扶贫办给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了解到，全国贫困面20%以上的是西藏、新疆、贵州、青海、甘肃等地区，就是说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仍然是贫困的重点。贵州1019万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占60％以上，全省50个国家扶贫开发县和934个贫困乡镇中，分别有36个和719个在民族地区，全省国家扶贫开发县平均贫困发生率超过15％，最严重的晴隆县高达19.7％。广西2012年年底有农村贫困人口755万人，占全区农村户籍人口的18％，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这些地方是中央重视程度最高，下的功夫最多的。除了我刚才讲的基数问题，还有历史、资源、人才等诸多方面原因造成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太快了，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贫困地区，起点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如果离开了中央的支持，会形成更大的反差。因为我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所以我常说,我们自己也要处理好‘离不开’和‘不依赖’的关系，通过自身主观能动性，激发自身的活力才能更快发展。总之，民族工作需要干的事不少。”

“更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

有着三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工作经历的向巴平措说：“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每一位人大代表都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这是主体。因此，我历来主张尽可能地把人大代表的主体地位体现出来。立法也好、监督也好，人大代表确实是巨大的力量。西藏人口少，3.4万人大代表，我看了一下，有的省人口多，大概有10多万人大代表，加起来我们国家各级人大代表大概有200多万人。如果每个人大代表都真正发挥代表人民和联系人民的作用，这个力量是了不得的。比如环境保护方面，每个代表都应有这个职责，在全国星罗棋布的每个代表都盯住这件事该多好。我们和代表的联系很重要，我在西藏自治区人大工作的时候规定了一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必须到自己的选区去，一定和选民讲一讲，你们选了我，我是怎么履行职责的，问问选民们还有什么要求。德江委员长非常重视和代表的联系，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角度也好，从人大自身工作角度也好，从代表的属性也好，对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非常重要。德江委员长提出委员长和每一位副委员长都联系几个基层人大代表，直接听基层代表反映民意，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德江委员长进一步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位委员也都要联系几名基层人大代表。”

委员长直接联系基层代表在全国人大史上还是首创。谈到自己对这项工作的心得体会，向巴平措说：“我原来在西藏工作过，就在西藏找了两名代表，一名是昌都地区的村党支部书记，另一名是那曲地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藏族同志。他们长期生活在西藏艰苦边远地区，扎根在最基层。我想，通过他们能够反映出西藏最艰苦、最基层群众的民意。另外，我还分别在云南、贵州、四川、内蒙古选了4名代表，这些同志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有民主党派的，有教育方面的，也有其他方面的。我联系的这6位代表，有蒙古族、羌族、藏族、瑶族的，也有汉族同志。这种联系方式也同我在全国人大分工联系人大民委工作相衔接。通过加强与基层代表的联系沟通、加强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沟通，我相信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来源：《中国人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