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无奈与政策的善意

　　从住所地昌平到打官司的大兴，坐地铁来回要5个小时。段华已经记不清跑了多少趟，也不知道未来还要跑多久。

　　最理想的情况:税务部门出具5年完税证明，住建委通过复核确认其购房资格。不过，即使最理想的结果实现，段华买房也已经拖了一年多，而北京的房价又蹿升了不少。当时能买80平方米房的钱，现在可能就只够买60平方米了。这是缴了税却拿不到完税证明给段华造成的“损失”。

　　有关这一事件的细节，有些目前还不是很明晰，但至少两点可以确定:一是段华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他将为此在经济上遭受不小的损失;二是他本人没有过错。作为职工，相信单位会为其代缴;作为公民，相信税务机关收到税会给自己出具证明。除了这些，我们不能对他要求更多。

　　“有损害就有救济”，段华的“救济”会来吗?有关部门(单位或税务部门)改正错误，段华拿到迟来的购房资格，也是救济，但房价上升注定了这种救济是不完整的。

　　段华要求单位赔偿损失的官司，能胜诉吗?个人判断，即使最终事实证明过错在单位，结果也不乐观。毕竟有买房资格和实际购房不是一回事，而在什么地段买多大面积的房子也存在诸多变数(法院以看过的那套房为依据计算损失，恐缺乏依据)，既然造成多大损失无法量化，那么，法院判单位赔偿，就会格外慎重。这样看，这一事件，“有损害没救济”的结果，未必不会发生。

　　对一心想在北京安居乐业的段华来说，这是一个悲剧。但他的悲剧不具有典型性——典型性的悲剧是这样的:单位没有代扣税款(也许出于多给留点钱的好心)，想买房只能五年重新再来;还要吃饭，只能在单位忍气吞声。笔者认识一位这样的典型悲剧青年，刚知道单位这些年一直没有为其代缴税的时候，几乎抓狂，但最终“正视了现实”。笔者曾电话咨询税务部门，对于这种当事人没过错的漏税可否补缴，税务部门给了否定的回答。

　　补缴为什么不行?这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的问题。如何让无辜的“段华们”感受到政策的善意，也正是我们关注今天这一事件的初衷。

　　大城市承受能力有限，在买房、买车设置一些门槛，可以理解。但如果门槛的设置不合理，人们就难以从中体会政策的善意。拿段华来说，如果拿不到完税证明的情况下可以“社保买房”，他仍可以如愿。但因为社保换工作中断了一个月，之前交的全“白交”。市场经济下，失业司空见惯。不允许社保中断，意味着不能失业，这要求合理吗?而社保不能补和漏税不能补一样，令人难以理解。

　　再举一个例子。2011年个税起征点提高，本该是件喜事儿，却愁坏一个群体:月收入3500元以下的外来人员，原本“暂住”五年就有机会买车，而起征点提高在无需缴纳个税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无法拿到缴税证明，也就甭想在京买车。两年多时间内，呼声不小，政策依旧。

　　段华诉单位，如果最终结果是因为损失数额无法确定而不能得到支持，这是法律的无奈。而能对法律无奈部分纠偏的，是向公众传递善意的公共政策。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