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决算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

　　6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2013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共有127人次发言。现根据会议发言情况，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人员的主要意见整理如下。

　　出席人员普遍认为，2013年中央决算总体情况是好的，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完成了预算，财政支出保障了重点支出需要，各项财政工作有序推进，顺利完成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13年预算。审计署依法履行职责，对预算执行、财政管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认真进行审计，查出了一些突出问题，提出了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的意见，工作应予充分肯定。出席人员赞成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央决算审查结果的报告，希望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大专项转移支付清理整合力度，完善政府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扎紧财政预算管理制度这道篱笆。对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国务院要责成有关方面认真整改、严肃问责，并在今年年底前将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的要求，认真总结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开展预算监督的有益做法，探索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预算监督新机制新形式，不断增强人大审查监督预算决算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把人民的钱袋子管好、用好。审议中，出席人员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

　　部分出席人员指出，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中很多问题多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职能界定不清，权责不匹配。必须统筹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尽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部分出席人员提出，改革财税体制，关键在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抓紧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将属于中央的事权上收，将适合地方管理的事项连同资金分配权、项目确定权交给地方，同时科学调整税收结构，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有些出席人员提出，一些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既相互扯皮、影响效率，又争权争利、形成部门利益。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和下放审批权，理顺各主管部门在财政资金分配中的权责关系，尽快清理整合中央部门管理的专项资金，加强相互制约和监督，切断财政管理中的利益链条。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应继续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强化省级政府在区域性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责任，继续推进省直接管理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应充分考虑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能力弱化的问题，适当提高上级财政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比例。

　　部分出席人员指出，预算编制不够细化，大量支出只安排到“类”级科目，是预算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应细化部门预决算编制，加快推进按经济分类编制预决算，提高预算编制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健全完善政府会计制度是统领整个财政管理的基础，应进一步加强政府会计制度建设，健全财政支出标准体系，规范财政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有些出席人员指出，由于代编预算项目大量存在以及财政资金层层下拨等原因，大部分项目经费都要到下半年才下达，导致财政支出前低后高、年底突击列支、花钱等现象，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应进一步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压减代编预算，加紧清理归并财政专户，严格按规定时限批复预算和下达各类转移支付资金。有的出席人员提出，财政结余资金是政府预决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预决算中有所反映，并加强对财政结余资金的管理，逐年消化和减少结余资金。有些出席人员指出，要切实改变重分配、轻监管的理财观念，支出不能“一拨了之”，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坚持没有预算不能安排支出的原则。有的出席人员指出，2013年中央决算数与预算数相比差异较大,决算报告中对有的变动情况作了说明，但不够详细。应改进决算的编制和报告方式，在决算草案中增加“预算调整及变更”栏目，完整清晰反映预算执行结果，并对偏离预算的原因进行说明。

　　部分出席人员指出，我国财政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财政收入增长减速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必须改变过去长期依靠收入大幅增长的惯性，更多地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上下功夫。有些出席人员提出，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要加强对财源变化的前瞻性预测，既要依法加强征管，清理地方财税优惠政策，保证完成收入预算，又要考虑企业税负压力和长远发展，绝不能收过头税。一些出席人员提出，应进一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纳入预算的范围，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征收比例，并把收益更多地用在社保等民生领域，严格控制对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财政支出。有些出席人员提出，要切实改变重支出、轻绩效的财政管理方式，对农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和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作为今后预算安排的参考依据。有的出席人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适当时候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方面的报告。

　　许多出席人员指出，现在专项转移支付数额巨大，比重居高不下，项目散、小、多、乱，重复立项、重复投入现象严重，容易造成浪费，滋生腐败。应下决心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大幅度压缩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及规模，加快形成科学、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从源头上防止“跑部钱进”。建议国务院研究出台专项转移支付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明确硬性削减指标，接受社会约束和监督。有些出席人员提出，应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重，明确支付的标准和原则，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同时要增强转移支付透明度，在每年的决算报告中报告转移支付的详细情况和具体项目、金额，并向社会公开。有的出席人员提出，目前转移支付只靠财政部的文件来规范，法律性和权威性明显不足。应抓紧研究制定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行政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同时着手研究相关立法问题，提高立法层级，依法规范转移支付。

　　部分出席人员指出，地方政府性债务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偿还，二是大量借新债还旧债，两者都不可持续，必须高度重视并有效控制风险。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市场不容乐观的形势下，个别地方有可能出现债务风险，必须提前做好防范和应对准备。一些出席人员建议，抓紧出台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根据债务摸底情况建立健全刚性约束机制，明确规定举债标准和程序，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借债务行为，严格控制新增债务。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密切跟踪和评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规模过大、偿还能力不足的地方，应重点研究对策措施，切实防范债务风险。一些出席人员提出，在预算法修订过程中，应注意“开前门、堵后门、修围墙”，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对政府举债的具体用途、偿还能力等建立严格的评价标准，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预算统一管理。有的出席人员提出，应明确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政府性债务的主体责任，防止借钱搞“政绩”工程，本人离任或升迁后将债务风险留给当地。

　　部分出席人员指出，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许多问题“年年提、年年犯”，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财经纪律执行不到位、责任追究不到位的原因。建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对历年审计工作报告中反复提出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重点查找制度缺陷，抓紧完善体制机制，堵塞漏洞。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责任追究，坚决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对于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主管领导，也要追究其领导责任。有些出席人员提出，应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升审计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全面推进责任审计、效益审计，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与审计机关的联系协调，健全案件情况通报交流和案件线索移送制度。一些出席人员提出，应深化审计体制改革，强化双重领导中的上级领导，层层建立审计工作责任制，各级审计机关对自己的审计结果负责，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实行抽查，对存在虚报瞒报等严重问题的要依法追究责任。

　　部分出席人员提出，人大应加强对审计工作的支持和监督，可以增加每年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的次数；根据监督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对审计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段时间后再听取政府关于执行审计决议情况的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每年年底，将政府关于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提请常委会审议，并结合审议报告对整改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还有的出席人员提出，问题突出部门的整改情况，应作为政府关于审计整改情况报告的附件，一并提交人大常委会，供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