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男童案,區分媒體調查與警方調查

　　燁泉

　　山西省臨汾市汾西縣“8·24”傷害兒童案已於9月3日告破,犯罪嫌疑人確定為已經跳井自殺的受害男童的伯母張會英。但是一些網友以及部分當事人並不信服公安機關的結論。《北京青年報》的記者在9月5日專門走訪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和“三位証人”,得出來的結論確實和警方的結論有一定的差距。

　　這個案子之所以從發案到告破都一直給公眾一種迷霧重重的感覺,不排除與媒體介入過深有關。此案由於作案手段殘忍,性質惡劣,一開始就引發了媒體的強烈關注。從孩子被發現到犯罪嫌疑人自殺,再到警方宣布破案,整個過程都在媒體的聚光燈下,看上去似乎所有的細節都被媒體挖了出來,但事實是否如此,並不好說。因為從常理判斷,警方必然會掌握著媒體,甚至是案件當事人都不了解的細節,而這些細節才是破案的關鍵。所以,無論是喜歡搞推理的媒體,還是網上好事的“神探”們都不能輕易說自己所知道的就是事實真相,我們隻能說通過我們了解到的情況去推動警方更多、更好地信息公開。

　　《北京青年報》的調查結果似乎表明犯罪嫌疑人張會英沒有作案時間,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媒體的調查與警方的調查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一定會導致結論的不同。

　　首先,對警方的調查,當事人具有配合調查的法定義務,而且在關鍵問題上當事人不能說假話,否則很可能會面臨偽証追究的不利后果,所以他們在面對警方調查的時候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大都對自己的表述更加小心謹慎。而當事人在面對媒體調查的時候就不會存在上述顧慮,他們對媒體會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和判斷,如果記者有過於強烈的要求,一些人會存在迎合記者“講故事”的心理,從而把個人的感情和判斷有意無意地融入到所陳述的事實中去,如果媒體不加區分就容易被當事人牽著鼻子走。在媒體採訪犯罪嫌疑人家屬的時候這種情況就特別明顯,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家屬會說犯罪嫌疑人很膽小、很善良等等。

　　其次,是如何看待案件相關當事人的陳述。對警方來講,當事人的陳述尚未經過証實,只是破案線索,警方對這些線索必須進行詳細的調查核實,不能輕易相信這些說法。而對記者來說,有文必錄並不違法,記者可以直接把當事人的說法記錄到文章中,隻要注明這種說法的來源就夠了,具體相不相信,是不是事實,可以由讀者自己來判斷,但事實上,大多數讀者很難作出判斷。有的時候一些讀者甚至可能把這些媒體調查的說法與警方調查的結論相混淆,在相互矛盾的時候就會出現對警方的不信任。

　　《北京青年報》調查說,有“三位証人”在下班后到18點半之間見過張會英,這似乎証明了她沒有作案時間,但這三個人是不是真正法律意義上的証人呢?在警方對其進行調查的時候是否也能堅持這種說法呢?我們知道人性是非常復雜的,一個人在面對不同人的時候很可能會做出完全不同的表述。所以,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急著用媒體的調查來否定警方的調查,真相必須通過權威、合法的渠道才能獲得。

　　不可否認,此案在警方宣布破案后,還留下了一些疑點需要進一步澄清,比如作案時間,作案動機等等。由於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山西警方在偵破此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承受很大的壓力,但越是如此就越要把案件辦成鐵案,容不得半點馬虎,案件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環節都要經得住拷問,經得住質疑。

　　更重要的是,警方要及時公開相關信息。由於案件過多細節被披露,現在很多關心此案的網友都把自己當成了福爾摩斯,化身成了案中人,在這謠言與真相並存、專業與業余混雜的案件中,公安機關隻有更加公開,才能讓案件的偵辦更有說服力,也才能平息謠言,讓那些喜歡依據媒體調查“辦案”的網絡“業余偵探”們知道現實並不是網絡小說,沒有那麼多的陰謀與巧合。

(來源: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