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二代”涉黃賭案件多發亟待關注

　　□本報記者吳亞東

　　□本報通訊員楊長平

　　“農二代”是一群被邊緣化的人,他們的戶籍在農村,卻隨父母來城市打工並成長,他們接受城市文明的熏陶,卻無法真正融入城市,更回不去農村的家鄉。而在成長過程中,他們往往沒有接受過多的教育,更缺乏來自父輩的關懷和引導。因此他們也被稱為“無根”的一代,一些人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法制日報》記者採訪發現,近年來,“農二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犯罪率不僅比城市同齡人高很多,也比老一代農民工高得多,其中以受雇黃、賭場所犯罪最為嚴重。

　　據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統計,2012年至今年8月,該院共受理開設賭場案件28件95人,其中41人為25周歲以下青少年,佔43.16%﹔受理協助組織賣淫案件17件54人,其中43人為25周歲以下青少年,佔79.63%。84人中有外來務工人員佔94%,未成年人佔65%。

　　文化程度低就業難促發犯罪

　　邱健(化名)來自於閩北山區的一個小縣城,其父母長年在外打工。邱健年滿18歲時,自覺“已經長大成人,要靠自己能力賺錢”,便孤身一人來到廈門。由於年紀偏小,他找工作的道路並不順利。在磕碰幾次之后,他結識了被稱為“才哥”的徐某。彼時,徐某剛被緩刑假釋。

　　在邱健眼裡,“才哥”有膽識,講義氣,是個“干大事”的人。他暗下決心,要跟著徐某干大事。

　　由於剛出獄不久,徐某也無正事可做,便糾結了一批老鄉在廈門市思明區東坪山、雲頂山等處開設賭場。徐某作為老板,全面負責賭場工作,並且下設多個工作小組。邱健因為“人小精靈”,被分配到保障組,專門看管賭場周邊情況,一旦發現有公安機關抓賭,馬上組織參賭人員逃跑。

　　在徐某的組織下,賭場生意“日漸紅火”。從2011年7月開始,就分別安排每天中午、晚上各開賭一場。僅2011年9月26日一天,賭場抽頭扣除賭場工作人員工資后的金額就高達226000元,作為“小弟”的邱健也從中看到自己發達的希望。

　　然而,不法行為終究難逃法律制裁。2011年年底,在公安機關組織的專項活動中,徐某的賭場被“一鍋端”,邱健也落入法網。在法庭審理階段,邱健對自己的行為“悔不當初”,深刻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鑒於他年紀尚小,且有悔罪表現,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

　　這只是“農二代”涉嫌犯罪的一個真實案例。

　　記者從思明區法院了解到,“農二代”涉黃、賭犯罪多發,主要有四個因素:首先,文化程度較低就業困難。77.38%的被告人均為初中甚至小學文化程度,大部分家庭貧窮,受正規教育時間短,獲取就業和技能訓練的機會不多,絕大部分沒有一技之長,難以找到正當、穩定的工作。

　　其次,法律意識淡薄未意識到系犯罪行為。90%的涉案人員從事收銀、看場、打雜等工作,因自身法律意識淡薄,案發前並不知悉已觸犯刑法,甚至認為是合法職業。

　　第三,老鄉之間互相介紹走上犯罪道路。68%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具有同一地域的群體性特征,多以鄉土村落、血緣為紐帶結成團伙,產生濃厚的“鄉黨”意識。

　　第四,社會救助體系不完善致對該群體監管缺失。外來人員基本脫離其戶籍所在地基層組織的管理,務工地亦沒有臨時的管理機制,對外來人員缺乏應有的保障,有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員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因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需要而走上歧途。

　　審理“農二代”案件有三難

　　“審理‘農二代’涉黃賭案件是比較棘手的問題。”思明區法院刑一庭法官方晉燁說。

　　方晉燁分析稱,審理“農二代”案件有三難:一是被告人辯護權利難以有效維護。由於涉案人員的父母及親人多在外地且經濟均較為困難無法為被告人聘請律師,亦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條件,無法律常識的被告人往往隻能自行辯護。

　　二是審前調查工作開展難致使非監禁刑適用率低。由於缺少規范的協作運行機制,外省籍被告人存在報告反饋率低和調查主體與矯正主體分離的兩難狀況,佔62.92%的較輕罪行未能適用緩刑。

　　三是挽救教育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外來青少年罪犯作為一個特殊的犯罪群體,一般主觀惡性不深,可塑性強,有挽救教育的可能,但既有的前科履歷使他們難以重新回歸社會。

　　針對目前“農二代”涉黃賭犯罪現象的高發,方晉燁建議,加強對外來務工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及暫住証登記、管理工作,建立外來工自助管理組織和社會公眾救助系統,通過社會力量幫助其合法就業。此外,要發揮各類青少年維權機構的作用,通過司法監督和法律援助,受理各類有關外來務工青少年的維權事務的咨詢、投訴,提供形式多樣的維權、法律服務。

(來源: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