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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2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邓小平：《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9页。

　　[彭　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彭真文选》，第368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7页。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5页。

　　[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

　　[1978年2月至5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前后小组会上发言，数次讲到人治和法治问题。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460页；《梁漱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314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7页。

　　[11]这次集中讨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为三类：（1）要法治不要人治；（2）法治与人治相结合；（3）弃用法治和人治的概念。参见《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0页。

　　[13]“法治”一词在不同国家，其含义有所差异。在英国，指“法的统治”（Rule of law）；在美国，指“法治政府”（Government under law）；在法国，强调“法律规则至上”（La suprématie de la regle du droit）；在德国，则称为“法治国”（Rechtsstaat）。

　　[14]《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修订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15]有的学者把人类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归结为三次。第一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法家主张法治。第二次是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前者主张人治，后者主张法治。第三次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参见沈宗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16]关健英：《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17]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1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1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20]《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6页。

　　[21]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2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2—763页。

　　[2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1页。

　　对人权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作了“三代人权”的概括：“第一代人权”主要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如生命权、不受任意逮捕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无罪推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第二代人权”主要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工作权、获得公平报酬的权利、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获得适足生活水准的权利、参加文化活动的权利等。“第三代人权”主要是在20世纪下半叶由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发展权、环境权等。 参见《法理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类似的概括，还可参见劳拉·贝斯·尼尔森：《权利的作用和权利的运用：一种批判的实践进路》，〔美〕奥斯汀·萨拉特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

　　[25]〔俄〕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26]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

　　[27]李步云、张志铭：《跨世纪的目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28]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第422页。

　　[29]葛洪义：《法律·权利·权利本位》，《法理学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02页。

　　[30]利萨·哈嘉：《人权》，〔美〕奥斯汀·萨拉特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页。

　　[3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第30页。

　　[32]梁漱溟说：“‘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你若说‘公事公办’，他便说你‘打官话’。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33]19世纪英国法制史学家梅因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归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参见〔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

　　[34]季卫东：《重新认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35]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第422—430页。

　　[36]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第333页。

　　[37]《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38]彭　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彭真文选》，第381页。

　　[39]《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页。

　　[40]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9页。

　　[4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4页。

　　[42]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

　　[43]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6页。

　　[4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2页。

　　[4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4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

　　“三者有机统一”的思想源头，最早可以从彭真同志有关论述中看到，他说：“在我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领导，遵从人民意志，严格依法办事，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 参见《彭真文选》，第489页。

(来源:中国人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