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提出和發展【3】

　　三、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初步形成

　　從1988年8月至1995年，是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初步形成階段。這一階段進一步提出了要實行法治、反對人治。盡管還沒有把依法治國確定為基本方略，但在依法治國與實行法治之間沒有根本界限。同時，我們可以認為，實行法治、反對人治，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必然結果和自然延伸，也是依法辦事、依法管（治）理理論與實踐的進一步升華，為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外賓時說：“我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並不很健康。那樣，隻要這個人一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我認為，過分夸大個人作用是不對的。”[29]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在與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30]三個月之后，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李政道教授時又說：“我歷來不主張夸大一個人的作用，這樣是危險的，難以為繼的。把一個國家、一個黨的穩定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問題。”[31]鄧小平的這一基本觀點，即反對人治，是一貫的、堅定的，是他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思想合乎邏輯的發展，也是他“關於健全民主與法制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是他的民主與法制思想的精髓和靈魂。”[32]

　　1989年9月26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問時說：“我們決不能以黨代政，決不能以黨代法。這也是新聞界講的究竟是人治還是法治的問題。我想我們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針。”[33]這表明：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法治是治國的方針﹔在我國，實行法治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問題。這是七年后提出的依法治國方略的必要准備。

　　1991年3月2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的《關於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決議》中規定：“進一步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的法制觀念，保障憲法和法律的實施，堅持依法辦事，促進依法治國和依法管理各項事業。”

　　1992年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4]這就從根本上破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框框，有利於解放思想，對於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具有直接影響。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其核心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此，要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抓緊制訂與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和法規，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35]可以說，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法制建設提出了更為急迫、更為明確的要求。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市場經濟與法治之間有一種天然的內在關系。實際上，在此前后，法學理論界提出“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的命題，許多學者則主張“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並逐漸達成共識。

　　而這一共識亦漸漸被決策者認可，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提出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1993年3月，江澤民同志指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把加強經濟立法作為第一位的任務，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本世紀內，努力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初步建立起來。”[36]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天之后，喬石同志提出要“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以改革的精神加快立法步伐，特別是要把經濟立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要力爭在本屆全國人大任期內，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推動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37]1993年4月1日，喬石同志進一步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把加快經濟立法作為第一位的任務，盡快制定一批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在90年代，我們要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相應地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38]

　　1994年12月9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共中央舉辦的法律知識講座上發表講話時說，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實行以法治國，是為了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1995年1月20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共中央舉辦的法律知識講座上發表講話時指出：“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的領導同志及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聽取了法學專家的講座，這對貫徹鄧小平同志關於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思想，運用法律手段更好地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是很有意義的。黨既要領導憲法和法律的制度，又要自覺地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嚴格依法辦事，依法管理國家，對實現全黨和全國人民意志的統一，對維護法律的尊嚴和中央的權威關系十分重大。”[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