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扶貧要邁幾道坎（協商之路）

　　脫貧攻堅戰，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任務，也是貫穿整個“十三五”時期的重點工作。在消滅貧困過程中，有很多硬骨頭必須啃，許多險灘必須涉。

　　基層黨建，集體經濟，職業教育……這些工作都是脫貧攻堅戰中必須攻克的難題。怎樣做好結合文章，把精准扶貧同這些農村工作並行推進，形成相互支撐的格局？怎樣從供給側發力，發揚改革創新的精神，打贏這場攻堅戰？

　　受中央委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近日率領調研組，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扎實推進農村扶貧供給側改革”為主題，趕赴湖南開展調研。

　　基層黨建

　　有了好支部，才有先鋒隊

　　一朵西藏格桑花，讓白馬村變了模樣。位於懷化鶴城偏遠山區的白馬村，自然環境比較惡劣，是一個省級貧困村。2015年村裡引進西藏花種——格桑花，首批種了200畝。金秋十月，靜謐的山石間，美艷絕倫的花海一下子吸引游客7萬多人，村集體經濟增收30萬元，帶動5戶貧困戶20人脫貧。

　　開頭喜人，今年白馬村趁勢而上。為了擴大項目效應，村裡引進專業公司組建旅游開發公司，其中51戶貧困戶入股14%，共同打造千畝石林花海項目。

　　白馬村村支部書記余紹友，興沖沖地向調研組描繪更喜人的前景：項目完成后全年可實現收入1000萬元以上，貧困戶年增收不低於1萬元，實現脫貧。此外，項目還增加貧困戶就業崗位60人以上，每人每月增收2000元。

　　懷化市裡的干部向調研組介紹，眼前這位衣著朴素的漢子，便是一位致富能手。大修公路，狠抓特色產業，余紹友帶領全村人一步步邁向小康。

　　據統計，這幾年來，懷化市把1172名致富能手培養成黨員，把3519名黨員培養成致富能手。在2014年村支兩委換屆中，1500名農村致富能手、回鄉大中專畢業生、退伍軍人、返鄉人員被選為村黨支部書記。

　　民營企業家吳建明被請回鄉擔任中方縣中方鎮陳家灣村黨支部書記，建設新的村支兩委，大力發展優質柑橘、葡萄、花卉苗木等產業。經過兩年努力，群眾平均收入從2013年的8500元提高到2015年的12000元，村級集體經濟由原來的負債100多萬元轉變為年收入過100萬元。全村所有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一舉成為遠近聞名的小康村。

　　“脫貧攻堅關鍵在於轉變生產方式，改變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有了好支部，有了一位好書記作為領頭羊，基層脫貧攻堅才有了橋頭堡，才有了先鋒隊。”扶貧工作座談會上，懷化市委書記彭國甫如是說。

　　懷化市靖州縣太陽坪村九個黨員帶領農民辦起果業合作社，開始規劃發展觀光農業，全面提高村民收入﹔湘西州鳳凰縣大坡村黨支部不等不靠，通過發動致富能手帶領村民改種葡萄使農民脫貧致富，2015年每畝經濟收益1萬元以上……

　　“給錢給物，不如建個好支部。”調研組分析認為，在農村脫貧攻堅主戰場上，要留下一支不走的扶貧隊，就要抓好基層黨建工作，黨建能夠引領扶貧，扶貧反過來助推黨建。

　　集體經濟

　　壯大村集體經濟，才有內生動力

　　我國當前的貧困村大多為空心村：村組干部大多數外出務工，一年當中大部分時間不在村，青壯年基本上在外務工，常年在村的絕大多數為老人、婦女和孩子。有的村連村民代表會議都難以召開，開一次會還要發放誤工費……

　　人員“空心化”的同時，村集體經濟也大都處於“空殼化”。調研中，基層干部普遍反映，貧困村一方面沒有集體經濟，另一方面還背上了沉重的村級債務，脫貧工作就成了“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貧困人口的主體意識、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也就無法調動起來。

　　“村集體經濟發展打不開局面，村民的脫貧也無法談起。”民進中央參政議政特邀研究員、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原所長周建明說。

　　“一方面精准到戶開展扶貧，另一方面必須壯大村集體經濟。集體經濟發展了，扶貧工作才有了內生動力。”從湖南省社科院院長崗位退休之后，朱有志到長沙縣開慧村當了6年“第一書記”，對此深有體會。他直言，村集體不能給村民帶來看得見的利益，村干部說的話，沒人聽，還怎麼推動扶貧工作？

　　調研組認為，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既可以較好地解決各級政府與貧困人口個體進行有效銜接的“中間層”問題，以有效提升扶貧資金的投入精准性和使用實效性。同時，還可以破解貧困地區村級組織能力建設的內生型財力保障問題、村級組織與群眾個體之間的“紐帶”問題。

　　集體經濟壯大的地方，就不一樣。走進鳳凰縣茨岩鄉西北部約6公裡處的大坡村，正在生長的刺葡萄藤遍地，滿眼青翠。鳳凰縣委書記顏長文介紹， 全村成立葡萄合作社，種有刺葡萄1028畝，按畝產3000公斤、均價每公斤5.00元計算，每畝可實現收入1.5萬元，1000畝產值達可1500萬元，並可基本解決全村勞動力就業問題。

　　在懷化市鶴城區的田家村，村集體和51戶貧困戶，以及一家農業公司共同成立一家水果公司，建設200畝高山刺葡萄基地採摘園，預計實現收入300萬元，貧困戶一年收入將有1.5萬元。與此同時，貧困戶還能在基地打工，在家門口拿一份勞務收入。

　　資源開發型，土地經營型，產業帶動型，實體帶動型，服務創收型……這幾年來，湖南省探索多種形式，堅持把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鞏固農村基層組織，促進農村脫貧的重要舉措。2014年湖南省委出台《關於加快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意見》。2015年全省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146億元，比2013年增長16.7%，有經營性收入的村2.3萬多個，比2013年增加30%。

　　職業教育

　　一人就業，帶動全家脫貧

　　“中等職業教育是離農村貧困人口距離最近，最能帶來直接收入提升的教育培訓類型。湘西貧困地區的孩子，通過接受培訓，走出大山，找到一份薪水不錯的工作之后，他所在的家庭就完全可以走上脫貧之路。”調研組和地方干部普遍認為，職業教育扶貧，是最可持續的一條路徑。

　　湖南調動社會力量，進行教育扶貧的一個做法，令調研組耳目一新：2012年以來，湖南省委統戰部牽頭，聯合省教育廳、省扶貧辦，共同實施了“一家一助學就業同心溫暖”工程。通過公益資助方式，為湖南省建檔立卡貧困家庭接受職業學歷教育的學生，每人每年資助生活費2000元，共資助兩年。截至2015年底，已累計向社會募集資金5500萬元，在100余所職業院校資助學生1.3萬余人，湘西地區帶動了數萬個家庭脫貧。

　　雖然有亮點，但中職教育在扶貧過程中的杠杆作用，並沒有完全發揮。調研中，湖南相關部門負責人向調研組坦言了當前貧困人口接受以中職教育為代表的教育培訓的三個“不暢”。

　　貧困人口培訓和就業對接不暢。在湖南，農村貧困家庭學生參加中等職業教育的學習、生活方面的后顧之憂基本得到解決。然而讀得起書，只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第一步，寒門學子有業可為、有事可做才是貧困家庭穩定脫貧的關鍵。從培訓到就業的瓶頸目前尚未完全打通。

　　貧困人口對教育培訓的需求和供給對接不暢。調研發現，留守貧困農戶普遍文化基礎較差，參加較長時間的職業技能培訓的意願不強，他們迫切需要的是能夠即學即用的“短平快”實用種、養技能知識，而這方面的培訓供給還不夠精准、科學。

　　教育、就業、扶貧等部門信息共享渠道不暢。由於標准統一，接口規范、整體協同、上下對接的扶貧大數據平台尚未建成，各部門數據信息不能相互印証、協調聯動，成為數據“孤島”，對扶貧政策的精准顯效產生一定的制約。

　　湘西自治州州委書記葉紅專透露，眼下州裡正在按國務院的部署，舉全州之力開展“勞動力輸出”工程，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進行分類培訓，緊密對接珠三角地區城市的勞動力需求，“培訓工作常態化，講究強度、力度和細致度。”

　　“農村扶貧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工作推進中既容易遭遇部門壁壘，也容易遭遇體制機制和政策障礙。”針對調研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嚴雋琪表示，中央把扶貧工作作為第一民生工程，尤其需要地方基層多創新，多整合資源，多邁過幾道坎，就能創造出在全國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